张敬伟：灾后心理干预应成我们的普适文化

　　作者：张敬伟

　　中国红十字会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有意向在四川当地建立心理干预基地,举全国之力进行扶持和培训。而接近卫生部的北京大学专家马弘也透露,卫生部现在正酝酿出台全国危机心理干预应急体系,出台统一教材和实践标准,推动心理干预的规范化和体系化。(5月26日《新京报》)

　　四川震灾,造成了太多的鳏寡孤独,灾后心理干预已经提上日程。但是,目前对灾民的心理干预还处于初级水平,即暂时的医生、老师和社会志愿人员安慰谈心的阶段。主流观点关注的还是社会集体意识形态的仪式纪念,如倡议建立灾难博物馆、哭墙等,而缺乏机制性常态化的对个人关怀的心理干预。人们期冀,以这次深重的地震灾难为契机,在我们恪重集体文化记忆的基因中融入一对一的心理疗治质素,使灾后心理干预成为我们社会的普适文化。

　　在西方,心理疗治乃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在基督教诞生之前的多神时代,英雄主义所致的现实主义痛苦,可以通过浪漫主义的希腊神话作为心理缓释的药方;基督教诞生,西方文明虽然信奉的是上帝,但在俗世盛行的却是自我救赎的忏悔主义。乃至到了现代,战争中,监狱中,日常生活中,凡是感到触犯了神和自觉拥有罪愆的人,到教堂忏悔一下就可实现心灵的解脱;除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心理解析更成为自工业革命以降,化解现代紧张生活节奏中疲惫的人类心灵的灵丹妙药。故而,在西方世界,只要一个人觉得痛苦,和现实世界不够合辙,就有可能自觉或被动地到心理治疗师或医院去进行积极的心理干预,以期实现心灵和社会的耦合适应。据统计,每年有约5000万美国人访问心理治疗者,达1.2亿万人次。累积起来算,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进行过心理治疗。我们是对心理干预充满忌讳的国度。心理有了问题默默忍受,真有人要去做心理治疗,往往会被视为“精神病”异类。对于灾难,国人习惯于集体主义的讴歌,而乏对个体的全过程心理关怀,至多是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四川震灾过后,由于受灾并非零星个体,而是一个高达数万乃至更庞大的灾后群体,以及被灾难和恐惧感染了的更多救援者,甚至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因此,普遍性的心理干预迫在眉睫。因此,德国专家玛佳丽认为,如何建立一个符合城乡地区需求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系统,是中国的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们面临的历史性挑战与机遇。在我看来,形成心理干预的文化氛围有三条出路:一是将灾区亟须心理干预的少年儿童迁离灾区,离开悲剧环境,避免触景生情;二是在其生活学习的新环境下,集中当地的心理干预机构对其进行心理疗治,这样即可解决心理干预的针对性,亦可化解中国心理干预机构资源短缺的难题;三是通过形式多样的心理干预启蒙方式,使广大公众认识到心理干预对现实生活的迫切性。

　　对灾区青少年的心理干预,当下已经开始启动,关键是善始善终和环境改变的问题。而至于多种形式的心理干预启蒙,依然是社会各界需要努力的方向。心理学家马文·卡恩和塞巴斯蒂安·桑托斯戴芬诺认为:“临床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在中国,心理干预可以通过艺术的启蒙达到科学的目的,这也是灾后文艺和影视界的使命。据说,已有电影界人士准备投拍有关震灾的电影,相信反映震灾的其他艺术形式也会不断出现。但是,如果这些艺术形式还是仅仅以集体抗灾作为素材给英雄主义大唱赞歌,那么恐怕偏离心理疗治远矣。我们的艺术家在创作心理干预文化方面,可以向旅加女作家贝拉学习。她的《贝拉的神秘花园》已成为灾难后心理疗治艺术的经典之作。《贝拉的神秘花园》记述的是美国“9·11”灾难之后,女主人公贝拉为疗救心灵的创伤,在挪威森林得到身心抚慰的故事。小说能够引起美国人和全世界的共鸣,就在于作家用浪漫主义的情感幻化了一方美妙的田园森林美景,使那些被灾难梦魇围裹的人们从身心的痛苦中解脱。这种艺术化的心理干预,是以润物无声的情感感应去疏通伤痛者被灾难雍塞的心窍,因而效果更好。

　　一方面是主动的心理疗治师引导干预,一方面是科普化和艺术化的点拨疏导,这样才能消弭灾民心中积累的恐惧、悲哀、绝望的块垒。而我们期冀的不单单是用心理干预对灾民的暂时安慰,而是要形成一种惯性和常态的文化习惯,从而确保我们普适语境下的全员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