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抗震救灾帮助中美寻求更多人权共识

　　作者：杨耕身

　　在中断了近6年之后，中美第十四次人权对话于5月24日至28日在京举行。这次对话应当受到我们的关切，因为这既是在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表示中国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国进行人权对话，以及美国于3月11日将中国从全球人权记录最差的名单中删除之后，也是正值奥运火炬传递期间以及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举行的，因此这次重启对话所意味的不光是一种续接，更将是一种开启。

　　此次中美人权对话之所以应受到关注，更因为时值中国汶川震后救援与重建的关键时期。汶川地震已造成6万多人遇难，数万人失踪，500万灾民无家可归，怎样抚慰幸存者受伤的心灵？怎样医治大地的疮痍？更重要的，怎样以“人权”的视角来看待灾后的救济与重建？我们都自然而然地期待此次对话有一些涉及与关注。

　　我们注意到，5月27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就此次中美人权对话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在对话中，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雷默先生首先就汶川大地震向中方表示了慰问和同情，并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称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权、特别是生命权和生存权的尊重。

　　虽然相关报道惜墨如金，但其提供的信息仍然让我们对中国人权进步的认识真实可感。以汶川震灾而言，“5·12”以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军民一力，举国同心，在生死营救中演绎生命至上，于守望相助中表达休戚与共。这一切所体现的，正是对包括生命权、生存权在内的基本人权的坚定捍卫。这样的一种坚定，较之以往我们在唐山大地震中的表现，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看到，尽管不得不置身于一个价值多元而多种文明冲突的时代，但在一些基本人权保障问题上的认识上，我们却已经有了足够的共识。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所提出的，“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和平优于冷战，合作优于对抗。只有从最基础的人权保障出发，求同存异，才可能寻求人权事业的最大的共识与进步。这才是共同的利益所在，因此也无疑是中美人权对话可以继续的前提。正像克雷默所表示的，美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证明两国有能力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人权问题上的分歧。这样的思路，也能够为中美关系提供一种发展的眼光。无须讳言者，当今世界，中美关系成为复杂而又脆弱、重要而又敏感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也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分歧，但是，正因为中美两国总能找到共同的利益诉求所在，才使得两国关系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如果说从2005年建立起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标明着两国经济互动良性发展的事实，那么恢复中断了6年之久的中美人权对话机制，无疑表明两国在既有关系基础之上，利益的汇合点在不断扩大，共识不断增多。

　　除此之外，此次中美人权对话也促使我们如何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对待我国灾后的救援与重建工作。如果说，灾后救援已经很好地体现了政府对基本人权的捍卫，那么灾后重建工程同样离不开这种价值理念。灾后重建工程不仅异常浩大———涉及1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规划与建设，涉及数百万人的安置与生存，而且是那么具体而微，因为它涉及每一个个体的家庭与个人的真实感觉。这也意味着，灾后重建工作不仅应当着眼于“人”，更需要专注于“权”。在经历了巨大苦难与悲怆的大地，我们希望通过“人权”的保障，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抚慰伤痛，坚定好好活着的信心。我们希望，灾后重建也能够成为人权价值重建的标本。

　　因此，在灾后重建之时，借中美第十四次人权对话之机，让我们可以再一次重温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