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东：可依法宣告紧急状态以救灾

　　作者：郭光东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瞬间把中国拉进非常状态。“5·12”汶川大地震甫一发生，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朝野上下，震区内外，官兵百姓，皆抱定拯救同胞之决心，出力捐钱，全民动员，迅即投入抗震救灾。一时间，整个中国都在围绕第一要务——抗震救灾运转。

　　如今，救灾行动已从废墟救人逐步转入漫长的重建时期，当此之际，理性回望起初紧张的 “非常状态”，个中得失，或许可资后来镜鉴。

　　那就是，假如再有我们不愿看到的灾难发生，应在第一时间依照宪法规定，宣布国家或局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现行宪法经2004年修订后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国务院则有权决定省级以下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此次修订宪法的意图，就在总结2003年抗击SARS的教训，借鉴国际普遍做法，以完善中国应对严重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危机、重大事故等紧急情况的法律。

　　宣布全国或国内某省、某州进入紧急状态，已成法治成熟国家应对紧急事态通例。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立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发生别斯兰人质危机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其他因地震、飓风等严重灾害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在各国也屡见不鲜。

　　紧急状态是一种非常法律状态。实行紧急状态的目的，是要通过对国家相关权力的调整、对社会成员权利义务的重新确定，以便及时有效地控制、消除威胁和危害。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向行政机关集中，并主要由行政机关实行集中统一指挥，采取非常控制措施；社会成员将负担非常社会义务，法律赋予的一些权利将受到一定限制，企业和个人的财产可能被征用。

　　本次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历程，事实上已具备紧急状态的实质内容。无论中央高层的非常举措及政府各部的紧急预案，还是各兵种武装力量、各省消防、医护、搜救人员的动员，以及灾区伤员在各省医院的调配、帐篷等救灾物资在各省企业的赶制，均已超越国家正常时期的运转形态。我们只是没有在形式上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已。

　　但是，形式往往并非徒具形式。形式上的正义或者说程序上的正义，正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感往往也更能调动参与人员的行动激情。此次国旗依法为地震死难者而降、举国哀悼三日所引发的积极效应，即一明证。因此，在对灾害、危机“宣战”之时，我们仍有必要师出有名，依法宣告进入紧急状态。

　　今后如遇重大灾难等紧急事态，如果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领导人亲赴灾区之外，由民意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由国家主席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临时调整国家财政预算并新增救灾拨款，紧急授权国务院或新成立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有权调配平时其无权调配的武装力量，以及采取一切应当采取的救灾措施，相信更能高效、有序地动员一切国家、社会资源。

　　而且，一旦宣告紧急状态，相信更利于全体国民第一时间认知灾害危急程度，更利于国民响应灾害救助。同时，也能以这一国际通行的规范形式，向世界传递灾情，争取更广泛的人道援助。

　　此次救灾，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的领袖风范无疑发挥了莫大的垂范效应，前方救助人员的牺牲精神也带来了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传统的大一统举国体制也起到了应有的救灾效果。不过，寄望于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有时难以复制，而依法宣告紧急状态并采取相应法律举措，则能确保国家在最危急的时刻，依然是法治的天下；若再辅以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则无疑能更迅速有效地应对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