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为道德暴政辩护的混乱和偏见

　　编者按：关于本次汶川大地震“捐款事件”在公共领域余波未息。本报5月28日刊发了石勇先生文章《面对灾难，捐款是道德义务》再次引发热议。

　　作者：杨震

　　为道德暴政辩护是需要胆量的，但更需要的还是混乱和偏见。

　　前不久，王石等富人在为地震灾区捐款的事情上，其言其行引发争议。对这些巨商大贾大张挞伐者，非常混乱和狂热，语言暴力层出不穷。于是，不捐者要挨骂，捐少了也要受到苛责，而且不依不饶、锱铢必较。稍有阅历的人不难从当中读出杀富济贫的意思来。

　　可是，有人却急着为这种道德暴政背书，只不过搬出了平常人不大读得懂的美国人约翰·罗尔斯。但是，对罗尔斯稍有了解就明白，这位大哲人不可能支持下面这种民粹式的论调——“而对于一些富人的行为，很明显违背公众的道德直觉：具有某种不同于一般人的身份的他们并没有尽到他们的道德义务。”

　　这是偏见。富人仅仅因为他们富裕就应该受到特殊对待(无论这种特殊对待是好是坏)吗？这位论者认定，富人之所以富裕只是因为从共同体的合作秩序中拿到了更多好处，实际上，这完全就是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果说富人从相互合作的市场中赚得更多，那么他们也同样贡献得更多。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在市场社会中，富裕的企业家们很少有谁是寄生虫。

　　因此，宣称王石们因其与众不同的“身份”就被剥夺了受到平等对待的资格，这是十足的歧视。而且，凭身份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责任，这完全不是公民社会的价值标准，倒是让人想起“成分”和“血统”这样的词汇。

　　此种谬论显然建立在对道德义务的错误见解之上。此次捐款大潮，是在国家主导救济的前提下，公民个人的志愿捐输行为；而且也不是发生在给一块饼就可以救活一条人命的极端情境之中。即便不捐款，也说不上见死不救，因为公民早就已经通过纳税的方式为救灾预付了资金。

　　同时，以共同体来支持强制性的道德义务，不过是出于道德上的偏狭。试问，如果仅仅因为同处一个共同体才具有这样的义务，那么那些为缅甸灾民捐款的欧洲人、日本人、美国人又是在履行什么义务？要知道，他们可不是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之中。

　　所谓道德义务只是针对一个人行为的正当与否而言的。普遍为人所遵守的最低行为标准大体只有如下几项：不伤害他人，信守诺言，尊重财产权。一言以蔽之，不以伤害他人的自由来实现自己的自由。因此，它是一个“消极的”标准，或者说，是一个过于低调的标准。

　　也就是说，这个低调的标准完全容忍道德上的“平庸”。人类并非完美，在道德上更是如此。对此，有人一味谴责，甚至于以仇恨相加；有人则待以宽容，用淑世之心来砥砺人们向善。两相对比，哪一个更符合道德的真精神，是不言而喻的。真正的道德从来都始于良心自由，它不需要强迫。

　　罗尔斯的学说强烈主张，每个人都没有资格去干涉他人的生活规划和选择权。这被他视为第一序列的基本价值，总是优先于对共同体的义务。因为他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良善的生活不能靠歧视和驱逐道德“平庸者”来建立。所以有必要提醒断章取义者，在引用罗尔斯时，请记着他的这一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