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赈灾画展中饥饿的人民

　　作者：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

　　青年鲁迅曾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摩罗诗力说》)所谓撄人心，就是震撼人的心灵，打破内心的和谐；不撄，就是令人民形如槁木、心如静水。因此，进步的艺术必须要有撄人心的激奋之情，才能唤醒人民。符罗飞的作品便有这种撄人心的力量。

　　符罗飞(1879-1971)来自贫民底层，辗转流浪，是那些受压迫的普罗劳苦大众中的一员。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自觉地皈依共产主义信仰的美术工作者。符罗飞参加了“五卅”运动和1927年的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担任过法租界的工运宣传员。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逃亡，到意大利继续学习美术。抗战爆发后，他不惜抛妻别子，毅然从意大利回国参加抗日斗争。他刚抵达香港即奋力作画，很快就举办了个人的“抗日赈灾”画展并出版了画集。在战争期间，符罗飞在桂林参加了抗日文化界的一些活动，在广东韶关等地多次举办画展，宣传抗日。

　　1946年他赴湖南灾区的写生和之后在香港、广州举办的赈灾画展，都是他艺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事件，他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反抗黑暗极权统治的思想基础上的道德激情和社会使命感，在此刻放射出最炽热的光芒。这个以速写为主要样式的展览，许多作品是以小纸片、各式随手捡到以至残缺不整的包装纸等为作画材料，体现出符罗飞处于困难的处境中坚持作画的顽强意志。这些画在小纸片上的速写虽然大都是风格粗犷的急就章，带有一种泣天动地、情不自已的悲悯感，但画家往往在寥寥几笔中仍然能深刻地刻画出人物极端痛苦的内在感情，其中关键在于抓住了人物的眼睛——那些深陷的、圆睁的眼睛。

　　在展览中，符罗飞还把自画像与“饥饿的人民”的画像放在一起，在当时使观众深深被打动：“符教授把自己尊容也描绘在内，这也许是和‘人间地狱里的无告者活在一起’的注脚！……这在高贵的绅士看来，该是多么可惊的事情！”

　　在这些自画像中，画家喷射出来的、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平民思想基础上的情感是何等的炽热！他的作品深深地刺痛了当权者，也深深地打动了人民的心灵。因为在符罗飞笔下的人生惨况是真实、自然的，他没有为了任何“美”的法则而做出艺术上的修饰，他惟恐的只是穿透苦难的力度还不够强、呐喊的声音还不够大、悲悯的感情还未足以令世人震惊和感同身受。因而他赈灾画展中的饥民个个似鬼魅一样，只剩下一具具的人形骨架和一双双喷出饥火的深凹之目。如果把现代美术史上同属伤时忧国传统的作品(如司徒乔、蒋兆和的作品)与之比较的话，恐怕我们会承认符罗飞作品的确具有非同寻常的震撼力量。

　　进步新闻界和艺术界对他的这批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为“灰暗中的虹彩”。邵荃麟先生还谈到，对于这次湘桂两地的大灾荒，文艺界原先并不太关心，在创作上留下了一片空白。到灾区去的先后有陆地和符罗飞：“当大家忙着复员到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去的时候，他们却悄悄地，冒着风霜，不辞艰辛，跑到那没有饭吃的满目疮痍之区去为人民服务。……看了符先生的画，我们是应该深深渐愧的。”这种感慨可以说是有某种现实的针对性。抗战中后期的文艺事业已经不像初期那样热血沸腾和充满战斗性了，战争期间的腐败、投机活动在潜移默化地令即使仍能保持正直的文人感到沮丧，意志的消沉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到抗战结束，在短暂的欢庆过后，人们在战时已熟悉的重庆综合征(上层腐败，下层沮丧)蔓延全国。符罗飞在这时看到了“饥饿的人民”，看到了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天下太平”，他的笔下的愤怒和控诉也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黄新波先生说：“所谓寄沉痛于山水之间的‘大师’，掩着眼睛却说是针对了‘现实’的‘名家’，在这些作品前将要说些什么呢？”这当然寄寓了黄新波对于画坛“名家”的愤激之情。

　　1948年符罗飞移居香港，他经常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作品，有些就是《饥饿的人民》中的原稿。1949年7月，香港新中国书局出版了《饥饿的人民——符罗飞画集》。画集的“后记”表明直至此时他仍然沉湎在对社会黑暗的道德控诉之中：“在官僚买办和封建地主还没有干干净净地消灭之前，这被剥削的一群，他们的饥饿和反抗，是继续存在的，还是需要暴露，需要控诉的。”但他很快就会发现，伤时忧国的精神是应该被彻底抛弃的了，因为与社会舆论和个人思想的表达方式有关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降临了。

　　1971年12月1日，符罗飞在经受了长期的政治与疾病的折磨以后悄然去世。符罗飞的一生，可以说是善良、正直、充满伤时忧国精神和道德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