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信息公开的神圣旅程

　　作者: 杜骏飞

　　汶川地震给我们带来巨大伤害，但同时也带来了无数思想的遗产——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都会在灾难中寻求到自己的思想启迪，新闻传播也不例外。震灾所留下的最重要的传播学遗产，当属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一个本土性的话题，而是一个悠久的、全球性的话题。在新闻学、法学的义理中，信息公开已是公理和法则，但是在我国并非一直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吃过很多亏，比如SAR期间，因为早期对信息正当传播的禁令，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甚至酿成社会危机和国家形象危机。直到一个多月后，才确立了SARS危机的信息公开制度。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当时的卫生部亦因隐瞒疫情成为千夫所指。好在，在后来的松花江污染、禽流感之类事件中，政府汲取了教训，顺应了“流言止于公开”，于是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遏制了流言与动乱。

　　此次震灾发生后，央视、四川台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是震后全国人民获取准确信息的最好渠道。国人因此感受到了信息公开透明的伟力，与此同时，信息公开也推动了震后救灾的开展，减少了谣言的滋生。

　　然而，在信息公开方面，这次的救灾报道算不上是历史性的突破，因为之前毕竟有SARS的先例可循了。另外，意味深长的是，此次信息的公开也并非在第一时间。地震发生之后，有人做了搜索，当时只有凤凰台在播报《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的时事连线；内地的电视台，竟然没有一家播报地震的新闻；上网查询，国外的网络也先于我们发布了地震的消息。在那个第一时间，我们的新闻媒体延续了审查与自我审查的好习惯：遇到灾难，都是要有上级批示之后才能报道。在这里，我是要说明：信息公开的法则在中国，即使在传媒的管理人那里，也远远没有深入人心。好在，在不长时间(具体时值待考)的迟钝和迟疑之后，终于，管理层和媒体顺应了民意，新闻报道勇敢地冲破了禁区。几乎我们知道的所有媒体都向灾区派出了记者，几乎所有重要的灾区场景都被报道。

　　那么后来呢？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媒体的正面作用，使得宣传管理部门认识和承认了这种思想解放。其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全国人民都感受到了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热诚，目睹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爱民情怀，也因此得以奉献出浩荡的赈灾博爱；那就是，在信息公开之下，如此大灾，却没有流言盛行，自然，也没有任何想象中的动乱。

　　信息公开不仅仅是思想解放，从根本上说，更是为了社会稳定。在SRAS期间,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流言造成了多大的恐慌，给政府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信息公开并不是为了添乱，而是为了帮忙；不是为了限制政权，而是为了促进政权的科学运转；不是授权于他者，而是真诚地服务于大众、取信于民。汶川地震，由于有了充分的信息公开，政府能够高效完成自己的职责，取得来自全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救援；由于有了充分的信息公开，人们保持了对政府的高度信任。

　　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是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去年4月出台，到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在长达一年的实施准备期中，各级政府加紧行动，信息公开的步伐越来越大。不过，在中国的国情下，信息公开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事业。条例的正式实施，不过是一个漫长征途的起跑线。譬如，某些部门在援引《条例》解释自己信息公开的不充分时，常用很多限定词——例如，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范围”、“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公开信息。于是，连如何理解信息公开的条件都成了学术问题，草根大众又如何能享受到法令的阳光普照？

　　当然，我们可以特意去寻找乐观的一面，譬如在今年春节前的雪灾事件中，公安、交通等部门及时启动“抗击雨雪灾害信息协调机制”，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道路交通情况，广东省等一些地方的应急办利用气象短信发布平台，发送了几千万条交通提示短信。这些举措，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有益实践。

　　我们也可以特意去寻找不乐观的一面，譬如在汶川地震之初，中国新闻界的迟疑。尽管，一切新闻传播的不足，都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了匡正，并且呈现了中国传播史上的最重要的悲喜剧。但是，若非自然灾害如此猛恶，我们的灵魂受到如此惊悚，谁又能说，传媒信息公开的卓越表现就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青年报》(5月12日)公布过一项调查：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调查中，约有一半人(50.2%)选择“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我相信，在汶川地震之后，这个比例已经持续上升了。

　　在汶川地震中，民众开始适应了信息公开。特别重要的是，他们适应了来自传媒的信息公开。按照《条例》规定，信息公开有4种方式：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传统媒体。固然，在任何事件中，各地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扩大信息公开的渠道，丰富信息公开的模式，但是，就大众传播的机理而言，要让社会公众可以更快捷、更充分、更人性地获取信息，其主要的路径仍然是对大众传媒的开放政策。大众传媒是其他三种方式的促发器、集合器、放大器、矫正器，我们有更多的理由重视大众传媒在信息公开方面的权力，特别是在重大自然灾难面前。

　　在这场举世罕见的自然灾害中，显然，国人对信息公开的感受域限，超出了“政府信息公开”，而直接界定成为了“传媒信息公开”。这或许是此次信息公开旅程中一个特别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