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飞：限塑令是一个积极的环保选择

　　作者：周东飞

　　6月1日，一批新的法规开始实施。其中，“限塑令”因为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备受关注。按照“限塑令”的规定，从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违者将受到最高1万元的罚款。“限塑令”实行首日，长沙塑料购物袋消费锐减30%。(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01、C01版)

　　上个世纪初，奥地利科学家马克斯·舒施尼发明了塑料袋。这种既轻便又结实的包装物，迅速取代了篮子、提包、布袋，被人们盛赞为“一次革命性的解放运动”。舒施尼绝对无法想象，他引以为荣的塑料袋，被100年之后的人们怒斥为“20世纪最糟糕的发明”。我们大概见过城乡结合部、公路铁路两旁风吹塑料袋翻飞的惊心景象，其实除了不雅的视觉污染外，塑料袋的危害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得多。以垃圾填埋方式处理塑料袋，它的“寿命”会达到两三百年，而且会不断地释放出重金属元素，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以焚烧方式处理塑料袋，又会产生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长期污染环境。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贪图塑料袋的方便，却忽略了它的危险。30年前，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率先把赠送塑料袋作为商家提供的一项服务，并把这种惯例推广到全国各地。如今，我国每天消耗各种塑料袋30亿个，每年产生塑料弃物达1200万吨。每年制造塑料袋需要塑料160万吨，消耗的石油则达到480多万吨。为了实现这种塑料袋带来的“方便”，我们一方面承担着严重的塑料污染和危害，一方面又要承受进口塑料垃圾的污染。在过去5年里，中国废塑料进口量从245.8万吨猛增到去年的586.5万吨。毫不夸张地说，塑料袋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

　　没有疑问，中国需要从白色污染中突围，我们的环境需要逃脱塑料袋的围追堵截。在这个方面，一些国家的探索可供中国借鉴。爱尔兰对每只塑料袋征收15欧分的税款，这项税收使该国的塑料袋使用量减少了90%。在亚洲，不丹从1999年开始禁止使用塑料袋，全国每年的塑料袋使用量减少了50%。孟加拉从去年开始禁止使用塑料袋，规定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刑、发放塑料袋者则将被处以6个月监禁。尽管迄今没有人为此判刑，但塑料袋的使用量减少了90%。在禁止还是限制上，我国选择了限制，应该说这是渐进式的务实做法。

　　和任何环保策略一样，与塑料袋的较量需要宣传的、法律的、经济的多种渠道，同时也需要政府、企业、民众多个主体的积极参与和作为。“限塑令”是法律和经济结合的手段，由政府监督、商家执行，但是毫无疑问它需要民众的理解与呼应。“限塑令”的目标在于通过额外付费的经济手段，达到督促民众少用塑料袋或多次使用一个袋子的效果。收费只是手段，而非这项环保政策的目的。每一个人，都是环境的一部分，都在与环境产生互动。作为公民，我们有要求得到青山绿水、洁净空气的环境权利，也有从我做起、保护生态的环境义务。尽量告别塑料袋，重提菜篮子、布袋子，或者购买环保购物袋，这应当成为一个积极的环保选择。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说，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公众，他们应当对各类环保公共事务进行深度参与。深度参与意味着监督与推动，也包括主动与自觉。开启环保新生活，或许可以从告别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