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面对灾难，文学何为

　　作者：韩浩月

　　在组织一支抗震救灾采访小分队进入汶川采访之后，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近日也从北京飞抵灾区，送去了中国各级作协筹得的善款和帐篷。中国作家这次在大难面前没有沉默，不过他们令人感动的，却不是在第一时间深入灾区采访，而是用物质的形式伸出了援手。对灾区大多数人民而言，目前，看得见的物资要比看不见的文学作品更具有实际的救助意义。而作家们的捐赠，只表明在困难时期，他们尽到了一名普通国人应尽的责任，他们送的帐篷，并不会因为捐赠者身份为作家而显得有什么与众不同。

　　真正能凸显作家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可以用手中的笔，记录下这场天灾所带来的苦难，以及在苦难中闪烁的人性之光。然而，自地震发生之后，作家要不要深入灾区采访，却成了舆论争议的一个话题。一方认为面对灾难作家不能缺席，这正是一个考验作家是否为人民写作的时刻。而另一方则认为，没必要用舆论压力“胁迫”作家被动创作，否则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仍然摆脱不了“八股文”的味道。对此我的个人观点是，支持作家去灾区采访——前提是作家能像一个高明的采访者那样提问，别牵动受灾人民的伤口。

　　但对作家能否以汶川地震为题材，写出真实的、震撼人心的作品，我持怀疑态度。不得不承认，这种怀疑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基础上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用不了多久，我们前往一线的作家们，便会大批量地拿出一种文体叫做“报告文学”的东西出来，发表在所谓的权威纯文学刊物上，用一种我们所熟悉的语言风格，塑造着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形象。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即时的影像了解到灾难几乎全部的事实和真相，任何虚假的信息都会招来反感。如果以带有明显“套话”特征的文学作品来见证这次灾难的话，那么，我们宁愿作家们再次集体失语，文学没有任何作为。

　　作家们的文字还在酝酿中，但民间的悼念文字已经铺天盖地了，其中的诗歌作品，其数量其质量都令人惊讶，甚至有人认为，抗震诗歌是中国诗歌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的确如此，自“大跃进诗歌”、“新时期诗歌”之后，汶川地震所引发的诗歌热潮，让人民的诗情得到了一次彻底的释放。在悲痛和哀伤急切需要一个出口的时候，诗歌这种载体重新为人们所选择，用来寄托情感。诗歌也在这种炽热而真诚的情感烘托下，散发出了它所特有的魅力，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被诗歌感动得流泪了，但那些为汶川而写的诗歌，却真切地触动了我们的泪腺。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妈妈别哭／我现在已没有痛苦／不用再看我／你一辈子也会记住。”这是两首广泛流传于网络和手机上的诗歌，它的名字分别是《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和《妈妈，别哭》。一首是以失去孩子的母亲的名义给孩子写的，一首是以地震中遇难孩子的名义给幸存的妈妈写的。这两首诗之所以得到数以千百万次的传播，不仅是它的作者是普通人，而是因为更多的普通人通过这易懂的诗句，看到了灾难的残忍和亲情的珍贵。

　　“我歌颂一面正在半降的旗／它是我见过的最为英俊的马匹／不论升起还是下降都是风驰电掣／这是从五千年深处冲出的马群／带来了良知、人性与悲悯／一面向着食盐、羊群与废墟致敬的旗／既有丝绸的高贵也有棉布的温暖／一面正在半降的旗，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它回到布匹中间，并做了布匹最优秀的儿子”——这是写给全国哀悼日降下的国旗的诗《我歌颂一面旗》，它来自诗歌界一位有影响的诗人。这样的诗歌让我相信，汶川地震之后将会留下伟大的作品，也让我相信，诗歌没有“界”，诗人也不再是顾影自怜的自恋者，这一刻，诗成了所有人都能看明白的语言。

　　灾难面前，文字是无力的。再好的文学作品，都难抵瞬间倒塌的楼房带来的千分之一疼痛。理性的人们这时会让文学走开，因为文学在现实的困难面前，显得是那么地无所作为。可感性的人们却深信，文学有着鼓舞人心的力量，对恢复信心重建家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况且让我们选择相信吧，如果真像康德所说的那样，“艺术是团结人的手段之一”，那么，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它正在帮助我们减轻疼痛、起到疗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