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依法重建尤需着眼信心重建

　　作者：杨耕身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农业生产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对过渡性安置与选址、重建规划的编制主体、资金筹集与政策扶持原则以及恢复重建资金、物资和工程质量监管等做出明确规定，其中在实施恢复重建的责任主体和相关环节，《条例(草案)》要求灾后恢复重建优先安排交通、通信、电力、供水、住房、学校、医院等，并对学校、医院等公用设施的抗震设防提出特殊要求。会议指出，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时间紧、任务重，涉及方方面面，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十分必要。会议决定，该《条例(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灾后重建，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灾区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扫废墟，抚平疮痍，使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使超过500万人口的灾民居有其屋，并重归正常生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做的不仅是重新建立起可以遮风挡雨的家园，更需要在我们的内心重建一种可以远离天灾人祸的信心。正如温家宝在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曾经指出的，“我们将收集这次地震中倒塌的重要公共建筑的建筑资料，从这次地震灾害中总结经验，为重建提供科学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地震“震”出来的教训，血泪凝结成的警示，应当成为灾区重建防震抗灾的依据，成为灾后我们依然可以保有法治与信心的持续，成为修复规则与秩序的力量。

　　除了地动山摇、天崩地裂之力，还有什么使房倒屋塌，使生命止步？如果说，灾难是以对既有规则与秩序的破坏来实现的，那么，重建必须以对规则与秩序的重塑与修复来开始。“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因此显得更有必要。也正如5月27日《京华时报》报道的，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表示，学校建筑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本地区抗震设防裂度设计的……从设计的标准来看，这次地震是8度，面对如此强烈的地震，学校确实是难以抵御的，“但也不能排除有偷工减料的可能”。也正因此，《条例(草案)》明确对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抗震设防提出特殊要求。国家教育部及发改委也明确提出“校舍出现质量事故将追究领导责任”。这正是一种痛定思痛，是在痛定思痛之上对于相关规则与秩序的诉求。对于经过大震灾的民众而言，是更好的心灵重建的方式。

　　灾难之中，并不是所有的毁灭都可以看得见。因此在废墟之上，必定要有一种秩序与规则重新奠定，要有一种文明与价值生长。小到一间房，大到一栋楼，要想历经岁月风雨砥砺而百年不倒，其“建筑资料”岂止是砖头、钢筋、水泥这些物化的材料？怎样的生命意识，怎样的安全意识，怎样的责任意识，无不成为与之息息相关的数据与依据。我们也许可以欺骗善良的眼睛，收买权力，以一种见不得阳光的潜规则骗过人性与法律应有的“明规则”，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欺骗或收买灾难，也永远无法在自然灾害的规则中蒙混过关。提高学校的安全标准，“让学校成为更坚固的地方”，这固然很好。与此同时，所有包括医院、机关、公共设施以及民屋在内的建筑物，都应成为在灾难来临之时生命可托庇之处。因此，灾后重建，需要将我们对法制原则的坚守，防范灾难的标准，以及对于生命的呵护与珍重，焊接每一块砖瓦，砌入每一栋建筑。我们必然因此，重新坚实我们的内心，获得一种能够面对灾难的自信。

　　灾难使我们悲伤，但没有改变我们生存的信心。苦难会使我们的心灵变得敏感而脆弱，但有关法制、秩序与规则的完善与重建，却使我们获得坚强。打扫大地的废墟，抚平民族的疮痍，我们需要面向更长远的未来。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在北纬31度，东经103.4度之处，我们会看见那依然是一个民族沉郁而傲岸的脊梁。因为我们最终能够从灾难中汲取进步的智慧与前行的勇气，能够真正获取有关一个多难民族命运的秘密，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对制度的表达与理念的坚定。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无愧于历史与文明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