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应该着重强调防灾的价值

　　作者：童大焕

　　中国政府在四川大地震中的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美国《侨报》日前发表评论指出,四川大地震后,中国政府负责指挥救灾,国有企业听从中央统一调遣,使得中国体制的优点被充分发挥出来。特别是它在灾后的快速反应程度以及调动国内资源的能力使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有些专家提出,中国的体制非常适用于应付灾难和战争等危急事态。(中国新闻网)

　　记得今年春节雪灾时也有过类似的评论。这个判断应该说十分客观,但我认为这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易经里有句话,叫做有高山必有深谷,山愈高则谷愈深。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你必须看到它的正反两面;很多时候,它正面的优点越突出,其反面的缺点可能也越明显。不认清这一点,很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具体到救灾来说,诚如香港“经济政治风险资讯公司”的主任罗伯特·布罗德福特(Robert Broadfoot)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但是,一些关键性企业仍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包括原油、通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大型企业仍然属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的体制下,只要中央政府一声令下,众人马上就会跟上,无论是公司或个人,还是地方政府,都是如此。这个制度在四川的赈灾中证明是有效的。

　　但是,我们始终应该看到的是,对于许多不可控的灾难来说,防范的价值总是优于救灾的价值。因为防灾的成本要远远小于救灾和重建的成本。一旦灾难来临,无论是雪灾还是本次地震,都“不约而同”地出现相当范围的“孤岛效应”,即使在交通、通信等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即使各级政府做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倾国倾城,但是能力还是非常有限,上至总理,下至平民,都往往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逝去的生命永远无法再生、损失的财物也无法挽回。根据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和亲历过救灾的同志提供的经验,自救和互救是大地震发生后最先开始的基本救助形式,震时被压埋的人员绝大多数是靠自救和互救而存活的。据统计,唐山大地震中,被埋压人数约有57万,通过自救和互救,脱险人数达45万左右。同时,赈灾救援工作往往要冒着极大的危险,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也都往往不可避免。本次地震,气候和地理条件比唐山更复杂,更艰险,救援过程中已经发生的泥石流冲走近两百人、飞机失事坠毁事件,已充分说明这一切。

　　另一方面,我们却在每一次灾难过后都可以清晰地发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只要平时多付出一点点的代价和努力来防范灾害,灾害来临时这种平时的微薄力量就可以凸显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神威!比如香港和内地一些私人和机构捐赠的希望小学,因为增加了足够的监督力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建筑成本,却在本次灾难中岿然挺立,保住了无数师生的生命,甚至连财产安全也得到了保证。我们应该充分抓住本次地震后一些家长空前高涨的监督欲望、以及大灾面前官民空间团结的契机,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系统的公共工程,特别是学校、医院等工程的家长、老师、医生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机制,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充分体现在一点一滴的国家建设当中。

　　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经济上能够更多地打破垄断,社会和个人有更多地经济自由,同时在财税体制上更多地强调藏富于民,则普通民众可以在国家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分配份额,无疑有可能使他们的房子盖得更好些,生活水平更高些,区域内储存的物资更丰富些,则灾难来临时房屋倒塌的概率终归会小些、人员伤亡的比例也会低些。万一灾难中不可避免地成为孤岛,区域自救的能力也会更强、能够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作者童大焕,系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曾为《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现任《中国保险报》评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