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善款处理困境考验慈善社会成长

　　作者：毕舸

　　17名工作人员，20亿善款，10多万张银行单据；2万多邮局汇款单；每天要寄出几千封回执；每天上千吨的救灾物资要处理，这些都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善款处理困境。(《新京报》6月10日)

　　“招架不住”成为一个年轻慈善组织所面临形势的最好注解，而这恐怕也是目前国内慈善业发展所遭遇的普遍困境———此次抗震救灾激发了全社会的慈善激情，各类捐款捐物像潮水一样涌向抗灾前线，但由于慈善机构相对数量偏少、公信力及运作透明还无法达到足够厚度等因素，造成了慈善流通渠道狭窄下的运行管涌，四川红十字会只不过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只待解剖的“麻雀”。

　　实际上，四川红十字会所面对的善款处理困境，间接反映出中国慈善社会的成长迅速。正是因为捐助者及社会各界日益强烈的权利主体意识，推动了“慈善民主”的普及，而这又培育了更成熟和更大范围的公民意识和态度，使得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慈善机构，都感受到了在放大镜前的战战兢兢，对手中流出的每一分钱、每一瓶矿泉水都要向全民交代，这是以往没有过的先例。

　　中国慈善社会发展的制度创新，一般认为是随着民间慈善组织的培育与兴起，来实现慈善渠道的多元化。虽然目前获得官方授权认可的慈善组织数量仅为“五大”(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但在此次抗震救灾中，一大批自发的草根民间“组织”快速涌现，以亲友、同乡、志愿者乃至网络慈善等各种形式募集物质、聚集民间资源，类似于李连杰“壹基金”之类的民间慈善机构更是成效显著。

　　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从“民间组织可以跟踪捐款捐物发放”的表态，到抗震赈灾中政府职能部门与民间团体的合作，众多富有活力的民间团体，帮助政府有效汇集救灾资源，并将赈灾物资及时送达灾民手中，同时对救灾资源进行有效的统筹分配，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当更完善的立法出台，更多的民间组织必将活跃在慈善的舞台上。

　　但是，即使民间慈善组织逐渐获得政府松绑，以公开的形式正式亮相，也依然面临另一大难题，即现代慈善除了保持传统的道德伦理外，也是资源二次分配以实现帕累托改善的具体体现，捐助者、慈善从事者与受捐者构成了一种契约关系，三方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对等。这就对慈善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捐助者或者说整个社会正积极关注捐款捐物的流向与使用效率、慈善机构运作程序的公开透明、慈善事务相关政策的改革，通过对以上信息的深入了解，从而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因此，善款困境考验着中国慈善社会的成长速度，是否能与民间慈善热情及权利主体意识的井喷相匹配。对于政府而言，再坚持做慈善路上的独行者显然不合时宜。慈善行为更多强调公益性和志愿性，而行政管理方式存在手段单一、效率不高等缺点，加大社会力量的参与力度当是必然趋势。政府在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社会公益事业时，应在立法规范、政策优惠、公共扶持及日常监管上，逐步形成由政府和民间共同管理、相互监督的慈善体系。

　　民间慈善机构也必须积极学习与借鉴先进经验，必须以高度的道德自律，以及更为重要的内部改革、更顺畅便捷的信息反馈渠道、更利于民众参与的约束机制，来形成日益上升的社会公信力。

　　包括政府与民间在内的慈善社会成长，是一道公民社会民主化建设的大命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在制度进步中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