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计：公民社会需要持久的志愿精神

　　作者：阿计

　　这几天，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办正在进行一场紧急招募，准备在本月20日前，增招1090名志愿者赴四川、甘肃、重庆等地震灾区开展为期1年的灾后重建志愿服务。与此同时，各地团组织、志愿者协会、NGO等，也在纷纷推出志愿服务灾区的长期计划，中国心理学会等单位的心理救助计划甚至长达20年。一些“个人身份”的志愿者，则筹划在明年或更长的时间重返灾区，踏踏实实为那里的民众做点事……

　　这些行动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在灾后重建中，与政府力量相比，植根于民间的NGO、志愿者能提供更为人性和细致的本土化关怀，让民众真正回归生活和心灵的平静。当然，这样的志愿行动，绝非朝夕之功。

　　灾后重建的最大敌人，并非可能出现的资金不足等问题，而是公众的遗忘。对于那些受伤的心灵，如何才能给予持久而不是短暂的心理救援？对于那些幸存的孤儿，如何才能让温情的关怀始终陪伴他们的成长？对于灾后紧缺的医疗、教育、科技等人才，如何才能年复一年地输送支援力量？对于灾后重建的规划选址、灾民安置等，如何才能提供全方位、全天候的专业服务？对于捐赠资金、赈灾物资的运用，如何才能实现随时随地的跟踪监督……所有这些，都需要NGO、志愿者们在灾后一如既往地担当起公民责任。这是一场“志愿长跑”，而不是“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

　　在更深的层面，志愿者也并非救灾时的“专利”身份。我们更为需要的是一个志愿者常态化的社会，一个时时充满温情和友爱的社会。在香港，五分之一的居民都是义工，人数多达200万，徜徉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地铁口，到处可以体验到志愿者的服务；在美国，三至四成的国民都是志愿者，志愿服务成为许多人的终身追求。

　　灾难来临时奔赴一线是志愿者，日常生活中尊老爱幼、关怀弱者，不吝付出同情和爱心，守护人类的美德和良知，同样抵达了公民责任和志愿精神的核心。志愿者不仅是一种身份标签，更是一种根植心灵深处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信仰的力量。而由此结成的民族共同体，乃是构筑公民社会的基石，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人人都应该是志愿者！

　　这样的社会愿景，要靠NGO、普通公民的付出，也要靠政府的努力。

　　在汶川震灾中，志愿者虽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但也暴露出素质参差不齐、组织效率普遍低下等弊端。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NGO、志愿者等民间力量缺乏足够友好的生存空间。但NGO、志愿者在此次灾难中的表现，足以让一些有偏见的政府部门重新认识民间力量———它们并非搅乱秩序的破坏者，而是能够与政府共担苦难和责任的建设者。基于这样的思维转折，如何为NGO、志愿者等民间力量创造更为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以及构筑起双方互动、互信的良好机制，理当成为执政理念和法律制度“灾后重建”的重点。

　　就NGO制度建设而言，如何以更为开放的思维全面修订与NGO息息相关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实乃当务之急。而在条件成熟之时，难产多年的社团法、非政府组织促进法等，也应尽快提上议程。在志愿服务立法方面，我国已有二十多个省、市出台了志愿服务方面的地方法规或规章，制订一部全国性的志愿服务法理应成为下一步的立法目标，也只有借助制度化的激励和规范，志愿者这一新型公民群体才能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

　　一场巨大的灾难，将中国推到了一个加速转型的关节点。志愿者群体的崛起，公民责任的苏醒，将志愿精神进行到底的意识自觉，以志愿者、NGO为代表的民间力量与政府力量的相互融合，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等等，都在共同孕育着公民精神和公民社会的成年礼。这是付出惨重代价后的历史契机，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应当好好珍惜、好好把握。唯如此，才是对数万亡者最好的安慰，也才是对中华民族最好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