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美国政府如何创新

　　文/杨雪冬

　　政治创新是否是政府创新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与美国政府创新的根本差别

　　2008年，被视为美国政府创新“晴雨表”的美国政府创新奖，走过了22年岁月。3月底，该奖的组织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安思民主治理与创新研究所，在波士顿举行 “创新前沿”大型国际会议。

　　上个世纪末期以来，“政府创新”这个概念开始进入各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成为政府改革的代名词。美国政府创新的经验也由于美国的实力地位广受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视。尽管美国政府层次多，富有多样性，但是透过美国政府创新奖，我们依然能够把握其过去20多年所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应对之策。

　　为什么人民不相信政府

　　在美国，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悠久的传统，而政府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加剧了这种不信任。

　　上世纪80年代，正是里根—撒切尔主义盛行之时。为了走出长期的经济滞胀，美国政府开始大幅度削减福利和政府规模，力图用市场机制来恢复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政府的作用受到了来自左派与右派的激烈批评。

　　在左派看来，政府削减福利，是在放弃其社会责任；在右派看来，政府过多干预，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行。“缺乏治理能力”和“政府治理过度”成了两大罪状，整个社会弥漫着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1986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肯尼迪政府学院创立了“美国政府创新奖”，力图通过发现、宣传、推广不同政府层级上出现的创新，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

　　曾经担任过该项目负责人的阿兰·阿舒勒教授，在创新奖创立第一个10年时，曾撰文谈道，该奖的创立除了要发现和鼓励创新外，还有其他两个重要目的：一是要通过发现公共管理中的优秀创新来彰显政治家与公务员身上具有的诚实、效率、负责等美德；二是要打破新闻媒体以及社会上对美国政府的偏见。

　　在他看来，美国媒体对于政府的报道只关注丑闻、失败、低效以及人际关系等“坏新闻”，社会科学家以及政策研究者也只重视政府的缺陷和不足。经过媒体和学者塑造出来的消极的政府官员形象被传达给社会公众，既降低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也阻碍了许多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20年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现任院长，曾经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社会福利改革设计者的大卫·艾尔伍德教授，在纪念美国政府创新奖创立20周年的会议上骄傲地说，尽管我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社会成见，但是我们让更多的社会公众认识到了政府创新的意义以及政府存在的理由。

　　从地方政府创新到联邦政府创新

　　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基层到联邦政府依次递减，这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在美国政府创新奖创立之初，为了保证其能得到政府的积极响应，创建者将其定位为“美国州与地方政府创新奖”，只评选和宣传推广50个州政府以及众多地方政府进行的创新。

　　美国政府创新奖每年都举行评选。评选分五个环节，采用四个标准，包括：创新性、重要性、有效性和可推广性。借助哈佛大学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美国社会对民间评奖活动的信任(典型代表是奥斯卡奖)以及评选标准和程序的客观性，美国政府创新奖很快就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

　　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把“再造政府”作为其一揽子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开始从学界延揽人才，帮助其制订各项改革计划。哈佛大学作为民主党的大本营，自然成了克林顿政府的重要智库。

　　美国政府创新奖也开始受到联邦政府的关注。1995年，这个奖项在运行了9年后，正式更名为“美国政府创新奖”，将联邦政府部门的创新也纳入奖励和推广的范围。

　　现在几乎每年都有联邦政府部门的创新获奖。最新的获奖项目是2006年的美国渔业及野生动物服务中心的“基层保护项目”和美国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的“健康信息技术”项目。前者通过社区合作在全国范围奖励自发的野生动物保护行为。后者则为全国退伍军人建立电子医疗档案，提高了医务效率、降低了医疗成本并改进了医疗方案。

　　“美国政府创新奖”日益炙手可热，仅2006年就有1000多个项目申请，社会支持也不断加强。2001年、2003年，福特基金会和安思基金会先后提供了大笔捐助资金，目前每个获奖项目的奖金达到了10万美元。

　　在美国政府创新奖的影响下，一些国家也创办了类似的奖项。从而形成跨国的政府创新网络，推动了政府创新的扩散。比如巴西的“公共管理与公民参与奖”，墨西哥的“地方政府与管理奖”，秘鲁的“地方治理与公民参与”项目，智利的“公民权与地方管理”项目，菲律宾的“优秀地方奖”，南非的“创新奖”以及中国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