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兵：千元红包不能承载民生财政之重

　　作者：单士兵

　　东莞将向1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千元红包，为此，该市财政将拿出逾1.2亿元资金。根据最新红包发放方案，这次被列入此次临时生活补贴发放范围的七类人群是：低保对象、五保户、非低保对象的优抚对象、非低保对象的一至四级残疾人、弃婴、已治愈的麻风病人和低保边缘户。(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31版)

　　东莞是个富可敌省的地方，这一点，每年的GDP排行榜就是明证。此次东莞抛出“千元红包”，会让人们想到香港和澳门两地政府给市民派发红包的豪气，以及此前某政协委员提出“每人发1000元”引起的热盼。对此，我们以为，一方面，东莞毕竟只是东莞，这种政府发红包的做法，本身就很难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复制；另一方面，对民生财政的根本诉求，也不能简单止于这种发放红包的做法，而应该诉诸更为理性的制度探求。

　　诚如东莞相关领导所说，这种红包发放，应叫做“临时生活补贴”，考虑的就是CPI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民生压力重几许，政府心里应该有杆秤。以公共财政直接补贴民生所需，让低收入群体分享改革成果，政府展现了人本关怀意识，又符合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这种民生责任担当，自然能够博得一些掌声。

　　问题是，这种发放红包的做法，显然又不能全部代表公众民生财政的根本诉求。道理很简单，比如，东莞此次发放红包的对象仅限于当地户籍人员，然而，在这个打工大市，GDP数字不断增长实际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外来工的推力，现在发放红包却又把这个群体割裂在外，其公平性显然经不起考量。当前收入划分标准很不科学，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CPI上涨带来的民生压力又是普遍的，如此发放红包也自然容易产生更多不公。更何况，受囿于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差异性，这种临时分红的做法，也缺乏可持续性。

　　一切表明，这样直接发放红包的做法，既很难简单被复制到其他地方，更谈不上扩大成全民分红。也就是说，“千元红包”虽然体现了民生财政的特质，但却又无法承载起公众对民生财政的根本期待。当前，公共财政要向民生财政进行重大转身，临时性的补贴显然是靠不住的，关键还得诉诸制度性途径。

　　尽管“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已经成为一种吁求，但是，当前政府这个“守夜人”并不“小”。著名学者陈志武在《政府有多大？》中曾写道：2007年中国财政税收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可以想象，政府一年要花掉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可以花的钱，如此庞大的公共财政开支，要想最大程度的促进民生质量改善，又怎么能简单寄望于用政府权力之手直接发放红包这样的办法呢？更何况，政府的“钱”在现实中有多种外化形式，比如土地、政策等。毕竟，对于权力，我们应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猜测其可能产生的随意与不公，应最大程度使权力纳入制度理性的轨道之中。

　　行文到此，不难理解，东莞这种“千元红包”无法承载民生财政之重，更不应该因此遮住对民生财政的制度探求。要想真正实现公众对民生财政的公平与合理使用的诉求，就必须不断地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来实现还权于民。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寄望于通过诸如建立工资与CPI联动、物价和GDP挂钩、合理减税等等机制，使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合理补给与救济，使公共财政使用体现朴素与公平的现代国家伦理，使社会财富的增长最大程度地惠及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