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江湖式揭黑应有制度化出口

    作者：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民间反腐”其实只是利用了网络渠道向官方提供反腐线索，其目标还在于推动官方反腐，而不是要取代官方反腐。

　　山东省青岛市一名叫李森的人，因不满医药行业从业人员的行贿受贿行为，竟然自建了一个网站，把受贿医生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等详细个人资料都放到了网站上。对这种“江湖式”的揭黑举动，有人说这是正义之举，有人说这可能造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甚至构成诽谤(《法制日报》6月30日)。

　　民间反腐网站也并非自李森才开始。上世纪90年代，一位网名为“义狼”的检察官就以个人身份建立了著名的民间反腐网站——“反腐败网哨”。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网络举报平台的同一年，被称为“中国舆论监督第一人”的李新德创立了“中国舆论监督网”。当年轰动网络世界的“下跪市长”就是从这家民间反腐网站上首发。可以说，正是官方举报程序的不很畅通，至少是不够有效才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民间反腐网站。

　　与官方网络举报的不事张扬截然不同，民间反腐网站多刻意寻求网络的轰动效应以期引发相关部门的重视，并推动腐败事件进入司法程序。从民间反腐网站的功能上说，它不是媒体，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舆论；它未进入官方的举报渠道，却又是一封事实上的举报信。网络的喧闹，众多媒体的介入，使得这种举报一旦进入官方渠道，就必须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否则，网上那紧盯着事件进展的千百网民甚至百万网民可不会懈怠。他们中的很多热心人都会迅速反应，把自己的质疑和追问发表在各大社区和网站上，直到推动事件向正常的程序发展。

　　应当说，民间反腐网站的兴起也有其时代背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反腐败一直是中国政治领域内的核心命题。历任中央领导人都非常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每年也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因为各种腐败而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惩。但反腐败也面临一个打击困境，反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腐败的广度和深度也随之提升，腐败官员似乎总在前赴后继。近年来，于官方反腐渠道上还透露出不少令人倍感无奈的信息——公民举报热情和公民举报的成案率都在迅速下降。据北京检察机关于前不久的“举报宣传周”上所披露的消息，近5年来，北京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经群众举报的只占35%，较之世纪初的近七成堪称显著下滑。

　　当反腐机构还做不到对每一份举报的及时反馈和查办，当举报人通过官方举报渠道很难在期待的时间内获得较满意的回应，民间反腐作为一种来自外部的社会力量恰好弥补了官方反腐中的尴尬。

　　不否认，民间反腐网站的“江湖式”揭黑也会带来一些衍生问题。比如可能因信息不准确而导致对被公开者的隐私权的侵犯，甚至不排除民间反腐网站自身也有腐败的可能。但这些问题在现行法律之下并非不可规制。如果有人认为民间反腐网站的信息披露侵犯了他的隐私权，甚至对其构成诽谤，大可选择诉诸司法。如果有人利用民间反腐的平台行诽谤或敲诈勒索之实，公安司法机关大可依法查办。民间反腐人士并没有任何可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

　　所谓“民间反腐”，其实只是利用了网络渠道向官方提供反腐线索，其目标还在于推动官方反腐，而不是要取代官方反腐。《北京晨报》6月24日的一则报道披露，北京市检察院为反渎局单独开通了一套外网线，专门从博客、论坛和媒体上筛选有关线索。连官方都重视“网络反腐”，又何必以其“民间”的身份而粗暴拒弃。在反腐的战场上，民间与官方并非要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更应相互依靠，并行不悖。为更有利于反腐败的推进，何妨给“江湖式”揭黑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