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泓冰：瓮安事件并非特例

　　李泓冰

　　6月21日夜，贵州瓮安的初二女生李树芬的溺亡，如同蝴蝶无力地扇动了一下翅膀，这一丝颤动的讯息被不断放大，成了一场飓风，最终酿成6月28日数万人聚集的可怕的群体性骚乱。

　　人们在追问事件的真相。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亲临瓮安，迅速做出判断：这是“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他也坦承：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

　　是的，“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积重难返；更重要的是，一些基层政府官员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拒绝信息公开。6月21日的事件，网上传得沸沸扬扬，骚乱已经一触即发，当地官员和当地媒体却选择了难堪的沉默。结果，得不到真相的合理解释、且被所谓“掩盖真相”的基层官员激怒了的民众，就成了被潜在的黑恶势力轻而易举操控的工具了。

　　瓮安事件并非特例。

　　一些基层官员喜欢蒙着眼睛、堵着耳朵办事，甚至一厢情愿地抱定“我不说，世界就永远不会知晓”的幻想，对记者，说好话的待若上宾，想曝光的则围追堵截。结果是僵化甚至恶化了干群关系，让非正式消息凭借网络等渠道迅速传播。陕西的虎照事件，即是其中一例。去年10月3月拍的虎照，不到十天，陕西省林业厅就兴奋地向世界宣布：华南虎找到啦！然而，与认定虎照为“真”的快速反应相反：8个月之久，才迟迟承认绝大多数网民早就说出的共同结论——华南虎照是伪造的。

　　信息公开的“快”“慢”之间，作祟的是一些把地方形象甚至是个人乌纱看得过重的基层官员：顺我者，新闻可发；逆我者，免开尊口。至于中央不断强调的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被放在一边了！把5月刚刚生效的《信息公开条例》中“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原则也早扔在脑后了。

　　对一些官员而言，信息公开或不公开，不是民众受法律保障的权利，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性目标，更不是以人为本的原则体现——只是他们信手拈来，应付中央、敷衍百姓、塑造“形象”的手段或权宜之计而已。

　　贵州瓮安事件之后，新华社及时公布事件经过及图片；华南虎照事件，陕西终于承认官员们被一个农民忽悠了。这一切，并没有让地方形象、政府形象瞬间崩溃，相反，如果能早些公开信息，政府的信任度倒可能大幅提升。

　　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要求“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这不光是对媒体的要求，也是对地方政府的要求——把突发事件发生后本能的信息遮掩变成本能的信息公开，把向公众交代事件真相当成责任而不是权宜之计，这也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