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1989年，华山之巅的思考

　　作者：陈家琪 知名学者

　　“三十年间有与无”之十二

　　“华山”，一个符号

　　1989年4月，我们在武汉的一行五人(志扬、肖帆、萌萌、晓芒和我)，去陕西师大开一个“环太平洋文化讨论会”，画家李世南和评论家皮道坚说好了在西安与我们会合。

　　那时，我的胆结石已经很严重，几乎每天饭后疼，疼得死去活来，但就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胆结石”这种病，原因在于不知道人体中有一个器官叫“胆”，而且里面会生出石头。每到医院，总说胃疼，医生也就照例开些胃药。我几乎吃遍了凡在药店和医院里能买到的胃药，最后还是觉得“三九胃泰”最好，于是就向所有人推荐。今天回头去看，这种“觉得”当然毫无道理，但当时“觉得”就是“觉得”，任何反驳都说服不了我。

　　以前以为除了自己的感觉，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后来才知道就连自己的感觉，也可能受着广告的引导；在广告的引导下，自己也就在自我暗示中觉得怎么样。于是就想到一个著名的命题：“除了印刷品上写的，什么都可能是真的”；但布洛赫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说，当整个大地都回响着一首又一首声势浩大的谎言交响曲时，我们一定要慎用“诚实”这个词，因为就连自己的感觉也可能受着符号的引导。

　　“华山”在我的心目中就一直是一个符号，一个与《智取华山》这部电影联系在一起的符号，它象征着险峻、挺拔、意志与坚强。

　　我曾经去过好多次华山，每次，总强化着这种符号的功能；除了这些，我说不出别的去爬华山的理由。

　　由此可见教育不但改造了我们，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世界上所有事物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意味。“文革”时一个名叫“五湖四海”的群众组织曾在华山上盘踞多时，山上的建筑受到极大毁坏。那时一听到“华山”，就想到这个组织；于是华山也就不再是险峻、挺拔、意志与坚强，而是哭泣中的燃烧与衰败。

　　1969年冬，我与另外四个人就上过华山。当时的华山真叫惨不忍睹：五个山峰上的庙宇和殿堂全毁掉了，到处是残垣断壁，有的木材似乎还在冒烟。因为天冷，许多在山上过夜的人不得不靠生火取暖。在南天门的一块残破的匾额上，有人用炭灰写着“还要复兴”四个大字。我们几个人就站在那里久久看着，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吃饭间，一场辩论

　　1989年，最快的通讯工具就是电报了。我4月20日下午6点收到萌萌的电报，说他们晚上11点到华山，让我去接他们。那真是一段慌乱、焦躁的时间。我飞快登上西安至北京的280次快车，在孟源下车，连夜走回华山，敲遍了玉泉院的所有旅店，终于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然后在大雨中就开始爬山。

　　华山已经开始收门票了。

　　华山正在翻修大建，一切从头开始。今天到各地旅游的人已经不知道或基本忘记了所有的古迹、遗产，其实都是在经历过了劫难后翻修或重建的。

　　翻新如旧，有多少旅游者关心过它们(这些地方、这些东西)是怎么躲过“文革”的？而今天的翻新或重建又依据的什么？哪里可曾有一块或一段文字告诉过我们这些地方所经历的劫难？

　　那天，我们从凌晨开始爬山，傍晚抵达西峰气象站。五个人就如一群饿狼一样把山上存储的食物、蔬菜转眼间就吃得精光。这样对吗？想想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把这些东西运上山来，而我们就这样一下子吃完了，这样对吗？

　　但他们运上山来不就是为了卖高价钱吗？我们用山下三倍的钱买了他们的东西，他们很高兴，这有什么不对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今天山上的人少，剩有这么多东西，允许我们如此大吃大喝；如果人多粥少，是不是价钱的问题就不是个问题了？

　　这就是吃饭间的一场辩论。

　　浅显的反而是一致的

　　我们是不是只能也只会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我们是不是让“深厚”的文化遮住了双眼，而看不到“浅显”的道理？这道理是什么？什么叫“过分反思的病态”？

　　当理性已经开始质疑自身的界限，认识到自我的限制时，怎么才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证明理性自身的合理性？理性是否具有多种形式？理性后的利益和策略是什么？

　　成圣、成仁、成为君子，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都对，但在这一切的后面，是不是还有非常浅显的道理，比如不能打人、不能破坏、不能施虐等等？

　　“文革”时我们也是用一套浅显的道理取代了深厚的文化，如对待阶级敌人就应该怎么样；但事实上，深厚的东西总是多元的、说不清的，浅显的反而是一致的或普遍的。

　　这种一致或普遍的界限在哪里？一旦有了阶级、种族、性别的划分，深厚的东西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但，真有超出阶级、种族、性别的人吗？“环太平洋”是一个什么概念？美国被包含在了里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目的，但仅此而已吗？

　　今天的华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恐怕就是世事的沧桑巨变和人之无奈了。以后一想到华山，我就想到这场辩论，想到华山的苦难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