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樵：对袭警嫌犯做精神病鉴定需恪守规则

　　作者：余樵

　　袭警案件的特殊性，常使得侦查员与受害者“二为一体”。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尽可能改变管辖，以确保刑事诉讼的回避制度得以真正落实，这是既保护嫌犯又保护办案人员的“双赢”策略。

　　上海检察机关将以涉嫌故意杀人为由，批准逮捕“沪上袭警案”嫌犯杨佳。有关人士对媒体称，上海警方还可能对杨佳进行司法鉴定，以防有人辩解其袭警行为出于精神病。(7月6日《广州日报》)

　　平时在伤害罪案现场，警察作为案件侦办人，常以第三方的客观立场，劝导受害人家庭“节哀纾缓、相信法律，依法办事，不会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等。这些“冷静的安慰”，给了无数受害人亲属巨大的心理帮助。此次沪上惨案，不幸使警察成了直接受害人。作为公民，笔者向遇难警察表示哀悼，同时也真诚地向他们的家人以同样的“冷静的安慰”。一方面，横闯警局杀人，当然是令人愤慨的严重暴力事件；另一方面，受害方应比普通民众更加自觉相信：只有沿着正当程序，使正义获得最大程度的展现和认可，被害者方能得到更多慰藉。

　　对一开始由上海警方侦查此案，坊间已有人发出善意提醒。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条之规定，侦查人员和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袭警案件的特殊性，常使得侦查员与受害者“二为一体”。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尽可能改变管辖，以确保刑事诉讼的回避制度得以真正落实，这是既保护嫌犯又保护办案人员的“双赢”策略。

　　毕竟，回避与其说是对侦查员原有职责的限制，不如说是施以“隔离式的保护”，以免其迫于感情困境而偏离法律，或者即便严格合法，也将因身份尴尬而遭受不必要的质疑。在此之后，由警方主持或委托对嫌犯做精神病鉴定，将进一步凸显“回避”的问题。这并非吹毛求疵，因为回避不力，可能导致整个侦查过程缺乏合法性和说服力。《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就规定说，违反回避制度等法定程序的鉴定结论为无效证据，应予以排除。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法院做出有罪判决前，任何人都不应当被烙上罪犯的“金印”。此前，侦查工作惟一的导向和依归应是“剥茧抽丝，一步步查实真相”，断无一上来就定案，并着力为此而准备“防守反击”。不仅如此，侦查机关还应坚持“全面收集证据”的原则，既要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还要以同样的精力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对可能出现的不同声音，早有考虑和应对，是必要和负责的；但先做司法鉴定、“以防有人辩解”的态度，更像是出于受害人而不是行使侦查权的公共部门。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当年邱兴华连杀10人，学界对通过该案确立“司法精神病鉴定规则”呼声颇高。遗憾的是，当地两级法院未能如其所愿。目前，《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虽受称道，但只是地方法规；国家级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滞后且粗疏。建议有关方面抓住个案机会和现实需求，尽快统一厘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具体规则，以解“每有极端恶性案件则必有精神病之争，且难有定论的争议本身甚至模糊了人们对恶的认识和反思”的“冲淡主题”现象，在规则厘清的基础上凝聚、砥砺和提高社会的共同价值。

　　□余樵(北京 律师)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