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从瓮安事件谈尊重公民不服从的权利

　　作者：乔新生

　　发生在贵州瓮安县的骚乱事件震惊国人。贵州省及时采取措施，撤换了有关负责人，严厉打击为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领导干部，稳定了当地的治安局势。

　　但必须看到，在平静的背后，仍然潜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当前还缺乏一种弹性的、尊重公民不服从权利的制度设计。

　　有些学者认为，在现代民主体系中，存在着暴力推翻暴政的“激进”元素，有学者甚至认为这种“激进”权利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它不需要由法律作出规定，而是公民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个别学者认为美国的宪法之所以赋予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可以确保公民随时采取“激进”措施，从而维护自己的神圣权利。其实，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暴力推翻政权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换句话说，在现代各国的法律体系中，不存在自我颠覆的合法性条款，公民以极端暴力的方式推翻政府或者对国家官员采取“激进”措施，最终都将被绳之以法。

　　但这决不意味着公民只有服从的义务。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体系中，公民可以服从现行的体制，也可以不服从现行的体制，这种不服从的权利不同于“激进”的权利。首先，不服从的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和非暴力的权利；而“激进”的权利则是一种积极的权利和暴力的权利。其次，不服从的权利是一种可控制的权利，也是一种程序上的权利；而“激进”的权利则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利，也是一种缺乏程序的权利。第三，不服从的权利可以表现为常态化的权利和非常态化的权利；而“激进”的权利则是一种绝对的非常态化的权利。第四，不服从的权利是公民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它不会伤及无辜；而“激进”的权利则是一种对社会的权利，它不可避免地会伤及无辜。第五，不服从的权利可以是集体的权利，也可以是个人的权利，但是不服从者本身仍然拥有法律所保护的其他各项政治、社会、民商事权利；而“激进”的权利多数情况下是集体的叛乱或者谋反，“激进”者拿起武器推翻的恰恰是形式上试图保护他们政治、社会和民商事权利的法律。换句话说，“激进”者除了“激进”权利之外，将会变得一无所有，因为“激进”的目的旨在推翻现有的权利制度。

　　的确，现行的社会秩序并非适用于每一个人，也并非为每一个人带来利益的最大化。现代民主国家除了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外，宪法还充分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让处于边缘化的公民享有尊严，并且能够生存下去。在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司法机器以及其他国家机器失灵，或者由于监督机制不到位，公民的个人权利很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法律赋予公民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之外，还必须允许他们通过非常态化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些方式虽然不能直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可以发泄他们的情绪，并且向社会展示他们的诉求，从而引起执政者高度注意。所以，这些权利是典型的不服从权利。充分尊重并且保护公民不服从的权利，虽然在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混乱现象，但它却能够将矛盾化解于日常生活中，从而防止矛盾越积越多，最终酿成大规模的“激进”性行动。

　　尊重公民宪法上的不服从权利，是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一个缓冲的地带，它有助于政府及时了解民情民意，也有助于国家权力机关调整自己的决策，从而延缓或者消除社会矛盾。

　　当前在我国各地暴力冲突事件不断，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只重视程序上的权利，希望公民都能够按照《诉讼法》的规定，依靠单个的力量解决问题。殊不知，当公民通过诉讼得不到合理的结果，或者诉讼过程漫长，从而使他们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时候，他们要么投靠黑社会性质组织，要么走上街头以自残或者互相残杀的方式，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堵塞了公民宪法上不服从权利，才会酿成恶性的暴力事件。

　　在“激进”与服从之间，公民还有不服从的选择。假如没有这样的权利，绝对的服从会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那么，他们除了暴力“激进”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尊重公民不服从的权利，不是把问题都推到大马路上，而是让公民通过行使不服从的权利，随时提醒执政者注意社会矛盾，并且采取措施，及时地化解社会分歧。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纷争不断。如果希望动用强力机关打压弱势群体，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公民失去生命，而执政者失去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