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别让暴力救济成习惯选择

　　作者：羽戈

　　上海袭警事件的真相尚未浮现出全景，类似的灾祸在杭州接踵而至。卖西瓜的小贩夫妇因不满城管执法，扣了他们的电子秤，遂直接到城管办公地点，拔刀连伤三人，随后驾车逃逸(7月8日《都市快报》)。

　　从执法到抗法，其间仅隔半小时，与“杀手”杨佳的数月蛰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我们发现，从社会学上讲，除了造成的危害有轻重之别，两起恶性事件的生成与展开基本上可以归属同一条逻辑之线。

　　美国社会学教授查尔斯·蒂利总结出西欧现代史上的三种抗议类型：“竞争性”、“反应性”、“主动性”。反应性抗议是典型的弱者对强者的抗议，而竞争性抗议主要发生在占有同等资源的个体或群体之间，主动性抗议呈现了抗议者的组织化与制度化。

　　这未必是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但以此勘察中国社会所对应的历史阶段，以及中国人的社会群体心理，倒不失为可借鉴的镜像。

　　如果确认这两起恶性事件为反应性抗议，那么其中潜藏的因果关系不言自明。“挫折-攻击”，“冲击-反应”，皆是社会心理学的常识。审查这类事件的起点就是审查它的成因：是什么导致了抗议者不得不采用暴力的方式表达他们心中的异议？为什么暴力救济会不幸成为习惯的选择，司法救济、行政救济缘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个案的社会性，端在其事后激起的群体共鸣。无论是上海袭警，还是杭州伤城管的新闻，若浏览各大门户网站，可以看到，其后竟是叫好、鼓舞声连绵不绝，同时发出对警察、城管制度和权力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批评，而鲜有对死难者与受伤者的一丝同情——要知道，他们也是无辜受害者。

　　对杨佳们的认同度远高于对他们的指责，这里明显呈现出社会群体心理的暴力化倾向，弃法治之轨于不顾。单个的暴力并不可怕，那只是法治的歧出。对它的群体性认同才真正可怕，那意味着整个社会心理根基的严重动摇。

　　以暴制暴纯属下策。当务之急仍在于疏导，用法治的温情感化暴力心理的冷漠，并尽最大努力消解生产暴力的根源。这里我们不妨汲取西方社会的进化经验，如蒂利教授总结的，反应性抗议的下一站，乃是主动性抗议。抗议是常态社会的调色板之一，如何使抗议规范化，使其在法律的一亩三分地里自由驰骋，而不至越位甚至沦为暴力的工具，考验着我们制度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