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尼陈：宏观调控应增强预见性和灵活性

　　作者：唐尼陈

　　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式是看一看，调一调，再看，再调。种种迹象表明，由从紧货币政策开始的一轮宏观调控需要调整重点、步伐和力量，增强针对性，增加灵活度。众所周知，当初制定政策时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经济增长过热过快的担心已经逐步让位于对经济减速和就业减少的忧虑。

　　判断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状况是一个关键的观察样本。此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近日南下浙江调研时所指出的：“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微观是宏观的基础。”

　　中央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最近频赴各地考察，正是冲着这一点去的。有人猜测，高层此举是意在笔先，其实，应是实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相信在接下来讨论经济问题的一些中央高层会议上，近期对市场和企业的调研成果都会成为把握下一步宏观调控方向的重要依据。

　　企业的情况怎么样？7月1日，《广州日报》报道了超过一万家广东工业企业陷入亏损的消息。据悉，今年前5个月26.0%的广东工业企业出现亏损，亏损额达到207.96亿元，增长49.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年营业额超过500万元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增幅比去年回落40%以上。

　　次贷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需求放缓，美元一贬再贬，都是中国转轨中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坏消息。在剧烈的节气骤变中，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客观上成了压垮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说外部消费需求衰退、本币升值令企业荤腥不继，信贷收紧则致企业无米下锅。

　　货币政策收紧，重要的目标是对付通货膨胀。在过去一年震荡下行的国际经济和多种压力并存的国内经济环境中，抑制通货膨胀，困难依然不小。虽然老百姓看到的是食品价格因为一些临时性因素上涨，但通货膨胀根本而言仍是一种货币现象。之前困扰中国多时的流动性过剩仍然猖獗。

　　为了吸收市场中过多的钱，央行用尽了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规定商业银行放贷额度等办法。去年10月之后，依靠市场发挥作用的利率工具已经导致了中美利差逆转。目前，中国央行一年期债券的利率已经比同期美国国债利率高出约170个基点。这样，借美元就比借人民币便宜，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借入美元。

　　同时，市场还在赌人民币加快升值或者一次性重估。于是，利差套利和预期升值套利引来大量热钱。据估计，今年前5个月，除了78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外，还有至少1500亿美元热钱进入中国内地。而企业正是这些热钱流动的重要管道。为了堵住布满市场各个角落的这类“毛细血管”，国家外汇管理局最近要求将美元兑换成本币的出口企业提交书面证据，证明其商业发票系基于真实的商务交易，然后等待时间不确定的官方核查。

　　显然，不论是削弱有着强烈放贷冲动的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限制贷款数量还是给企业结汇出新考题，都是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行为。

　　如果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活动是通货膨胀和热钱流入的主要动力，那么，行政手段只能收一时之利，难有长期稳定的效果，而其副作用很可能完全冲销其微薄的成就。相信，深入微观的宏观经济决策层也已经意识到了。

　　宏观调控下一步怎么调？现在看，稳健的财政政策要迅速采取积极的行动，从紧的货币政策要作好适度放松的准备。作为权宜之计的行政手段必须分步撤离市场，市场化改革则应大胆推进。在价格方面，保持对物价暴涨监控的同时，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尤其是成品油等能源商品的价格改革期待重点突破。在货币投放方面，不能只开掐喉咙的方子，信贷供应当在今年下半年有针对性地恢复弹性。

　　行政手段有它的特殊价值，它至少帮助最高层赢得了调查研究的时间。但历史使命一旦完成，终须退出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