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从瓮安事件看如何舒缓民怨

　　作者：乔新生

　　继贵州瓮安县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之后，陕西府谷县也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为什么会频频爆发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当采取何种措施舒缓民怨？

　　西方国家解决社会矛盾，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首先，允许公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这些意见被新闻媒体重视并且放大之后，整个社会就会参与讨论；其次，政府看到街头游行示威的群众之后，会主动采取措施与当事人沟通，通过政府谈判化解矛盾；第三，当谈判不能解决问题时，公民可以采取法律的和政治的手段，进一步向政府施加压力。如果通过司法途径无法解决问题，那么，运用手中的选票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成为最基本的途径；第四，政府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不得不认真听取选民的意见，而选民在获得平等谈判地位之后，往往希望通过政治对话解决矛盾；第五，政府官员所在的政党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也会督促政府官员积极主动地与选民对话，这样就可以在整个社会形成对政府官员不利的舆论环境，政府官员如果无力解决社会纷争，那么，辞职下台就是唯一的出路。

　　由此可见，解决社会群体性事件不能采取围追堵截的办法，更不能过度依赖司法途径。且不说司法程序繁琐，过程漫长，仅就司法机关所能容纳当事人的数量，就足以说明，司法机关只能解决个案问题，而不可能解决社会普遍性问题。

　　我国当前之所以频繁爆发群体性事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度依赖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没有建立一种开放型的全民参与的解决纠纷的社会机制，从而使选民的意见传递到千家万户，对政府官员产生巨大的压力。如果有一个好的信息反馈机制，那么，群体性事件也不会最终演变成为暴力恐怖事件，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害。

　　开放的社会需要开放的信息传递系统；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元化解决问题方案。假如我们仍然依赖行政手段解决纠纷，那么，就会将所有的矛头集中到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身上；假如我们过分依赖司法机关，那么，司法机关就会承受本来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多元化社会要求行政机关改变工作作风，时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多元化社会要求司法机关尽可能地扩大受理案件范围，从而为选民排忧解难，但是，多元化社会更需要一个开放的解决问题的机制，在这个系统中，既有表达诉求的选民，同时又有传播选民意见的新闻媒体，还有对当事人表示同情的社会各界人士，他们的共同参与，才能促使政府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切实解决当事人关心的问题。

　　中国当前解决问题的套路是，当群体性事件爆发之后，司法机关通过公开审判，处理打砸抢分子；行政机关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在法律之外，通过协商的方式，满足当事人的一些要求。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不能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同时也会给社会一个不良的暗示——只要能够把事情搞大，就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所以，在多元化社会选民要尊重政府的权力，但政府也要尊重公民的权利；既要相信司法机关，但更要借助新闻媒体，让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解决社会矛盾，为选民表达意见、行使监督的权利提供宽松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寻求共识，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凝聚共识。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