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戈

　　卡拉季奇的心理素质很强，这是公认的。但是对于这个人流亡之前的所作所为，包括最终的评判和结论，则存在着激烈争议。一方坚持他是英雄，另一方认为他是恶棍。为什么对于一段尚还活生生的历史，人们会结论迥然呢？或许，对卡拉季奇乃至许多人类历史片段的争执，都与不同的叙述方式有关。叙述方式的不同，导致卡拉季奇忠奸莫辨，也影响着人们对利益的分割和生活的塑造。

　　如果说，不同的叙述方式背后，是不同的利益、文化导致的价值观差异。那么，在人们依据不同的价值观展开叙述之前，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大家占有的资料(如史实、数据)大致相同。否则，各方的叙述就好像在不同的时空中穿行的直线，虽然都有自己的函数，却永远没有交点。一般说来，占有的资料越多，信心与力量就得来得相对充足，对事情的判断就能比较全面、客观。

　　但是一般说来，不同的人群对资料的占有是不一样的，或者即使原始资料相同，大家也会根据自身需要反复甄别和筛选。这样一来，叙述的基础就大相径庭。事实上，人类对历史的叙述都是根据所处年代的具体需要展开的。人们对历史、对事物从来是各说各话，有时甚至面目全非。众所周知的李逵，在残忍杀害了朱仝照顾的小衙内之后，只因他在108把交椅中居有一席，就可以继续替天行道。而朱仝也因位列108把交椅之中，理所当然地成全了忠义堂的一团和气。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因为有108把交椅这个“政治正确”的伟大前提，所谓真相只能为这个前提服务。梁山的居民和小衙内的家人对李逵的判断肯定相反。前者认为李逵出身贫农革命有功，后者呼吁将李逵以反人类罪送上法庭，接受和卡拉季奇一样的审判。同样，对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表现，因为资料占有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导致罗伯斯庇尔在后世同样面临“卡拉季奇困境”，有人认为他是英雄，有人则主张他是刽子手。

　　盖棺未必能定论，是因为对历史的叙述、对逝者的定论，影响到人们的现世利益和价值。值得高兴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对资料的封锁、对信息的屏蔽已经逐渐被历史潮流所抛弃，在现代社会，查找真相、占有资料比中世纪要方便得多。那种仍然企图添油加醋伪说历史的做法难逃失败。

　　还需注意的是，完全依据理性和价值来叙述历史，似乎也不是事情的全部。有时候尽管历史是清楚的，资料是完善的，但因利益纠结也会引来叙述方式上的胡搅蛮缠，比如，我认为卡拉季奇和瓦尔特可能是世仇，因为他们一个要围困萨拉热窝，一个要保卫萨拉热窝。但是实际生活中，对待这种胡搅蛮缠同样需要谨慎办理，因为历史反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胡搅蛮缠作为一种策略，也是一种很强劲的叙述方式。真相是简单的，社会是复杂的，似乎大家无从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