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若渔

　　8月1日起，《反垄断法》即将开始实施。历经13年始磨一剑的《反垄断法》，人们当然有理由寄予厚望。但实施在即，这部法律却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原先在制定草案时计划在今年8月1日前制定40余个配套规则，迄今为止无一出台。(7月27日中新网)

　　40余个配套规则的阙如，令即将实施的《反垄断法》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可以想见，极具“原则性”的《反垄断法》如果没有相关配套实施细则辅之左右，则必将寸步难行，只能徒具观赏意义，却没有规制市场主体的现实力量。

　　对于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法律来说，事前保持必要的审慎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此拖沓冗长的论证过程，又实在是慢得出奇。一部必不可少的法律的长期缺位，给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如果《反垄断法》徒有法律文本却没有实施的能力，则不仅于现实一无所用，更是有辱立法的尊严。

　　立法迟滞的原因众多，但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有关各方无法找到一个消除分歧、扩大共识的制度平台，相互争吵不休、自行其是，影响立法进程。

　　这无疑显示了我国目前立法模式的弊端：坚持“内部协调、沟通”的立法方式。这种立法模式假定所有的利益冲突都是可以被自上而下调整的。尽管在协调有效的情况下，这种立法模式能创造出惊人的立法效率，但在利益冲突尖锐化乃至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它的弊端必然显露无遗，只能听任矛盾潜滋暗长而有心无力。

　　其实，一个既合乎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又不妨尝试作为中国特色的立法模式正是：让立法走出狭小空间，回归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设置某种程序，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让所有的观点和意见都能得到伸张，让各种分歧在公开辩论和民主程序中定输赢。唯有如此，才能使立法活动既不失审慎，又能避免过度审慎损害立法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