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戈

　　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以来，一个二难命题就出现了：奥运会是世界性的，还是民族性的？奥运会召唤体育精神高于一切，无论烽火硝烟，还是意识形态冲突，无论民族仇恨，还是经济贸易冷战，都应在奥运之光的普照之下消弭于无形，至少得暂时进入冬眠期，等奥运会结束再起干戈。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无疑是对此理念最妥善的落实。

　　但在另一面，奥运会一直在生产一种“地方性知识”。体育无国界，体育运动员却有国界，举办方也有国界。除非真正实现世界大同，否则“大一统”的体育精神终将受到举办国的地缘、政治与文化限制，不管这种限制是无意还是有意，是善意还是恶意。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德国女导演雷妮·瑞芬舒丹受邀拍摄了后来毁誉参半的纪录片《奥林匹亚》。电影分两部分，“国家的节日”与“美的节日”——“国家”终究先于“美”。而电影向纳粹主义致敬的镜头和意图不言自明。

　　奥运会追求世界性，却无法摆脱民族国家的地理与文化桎梏。这种尴尬，不仅是体育问题，更是一个纠结繁复的政治和文化问题。我们亟须正视的现状是，既然无法破解当前之迷局，那么该如何使两者之间的张力保持在健康、和谐的弧度，而非出现一边倒——多半是马背上的民族精神压碎了大同梦——的局面？

　　自打2008年的奥运之花落于北京，国人就开始动脑筋：奥运会既然在中国举办，我们应该怎样展现一个泱泱大国的庄严风范，怎样发掘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这里面，有些人是真心打“文化牌”，有些人则是借文化之名打“经济牌”或“政治牌”。单就近些年而言，有两副牌引人注目。

　　第一副牌很华贵，牌名“深衣”。2007年春天，二十余家网站、百名学者齐力倡议将“深衣”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礼仪服饰。“深衣”典出《礼记》，属广义上的汉服。因此这一幕闹剧可以视为此前“汉服秀”的余波。置于文化视野，汉服复兴运动自有其意义。但企望与体育挂钩，让运动员们穿汉服入场，总有些不伦不类。这一手好牌最终没打赢，大概触及到“衣冠政治”的软肋。

　　另一副牌更好玩。有某文化名人提出，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把孔夫子“抬出来”，让国际友人亲身领会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比“深衣”作礼服更让人感觉哗众取宠。于是有人调侃，孔子只是文圣，奥运会讲究“更高、更快、更强”，不如抬武圣人关公，他的尚武精神似乎更接近奥运气息……

　　我相信此二建议的发起者和大多数支持者都怀有严阵以待之心，但为什么这两件事后来在甚嚣尘上的争议声中，沦为轻薄的肥皂剧呢？一方面，我们处身于一个喜剧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皆被瓦解，不论正剧还是悲剧，以喜剧收场实属平常。另一方面，则要归结为倡议者的急功近利，或者借用朱学勤先生的一个标题，他们只是在传统的脂肪上面挠痒，并未深入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们所提炼出来的那些事物，实在没什么营养，而经过现代性锤炼的世人的口味是何等挑剔？说到底，一件深衣、一副孔子肖像，哪能承载中国文化复兴的泰山之重？

　　批评归批评。我们毕竟得承认，这些倡议，仍然呈现了一种深重的文化焦虑感。中国文化当如何在世界文化版图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又凭借什么来占据一席之地，但凡略有文化意识者，都为此彻夜焦灼。北京奥运会无疑是向世界“推销”中国文化的良机，文化生意经们怎可错过？于是便有了以上种种不择头脑的倡议。焦虑成噱头，只是水平问题。其情依然可悯，其心依然可敬。

　　需要注意一点，也许正因为商业的功利刺激，才使得严正的焦虑感被轻薄化。如“深衣秀”被斥为汉服专卖店在搞文化传销。文化战与商战不同，它是一项将钉子楔入硬木板的工作，持久而艰辛，最讲究薪火传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盛况从不为它所取。对奥运之商机，实不必过于看重。即便刘翔与郭晶晶们一身“深衣”步入赛场又当如何？即便孔子的牌位被捧到小布什面前又当如何？式徽百年的传统文化就能因此而复兴？

　　奥运会的地方化是一回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的交集并不大。奥运会并不足以缓解沉积已久的文化焦虑症。而且，我们要看到，那些企图在奥运赛场打上民族、意识形态烙印的狭隘做法，不是以失败告终，就是流于历史丑闻。

　　更无人愿意在高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之时，听到这样的疑问：谁的世界？哪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