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龙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曾一度被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如今越来越多地被看成是城市不可或缺的“新市民”。8月2日，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就明确表示，那些在北京的外来农民工也是北京的市民，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是这座城市活力的一部分。

　　农民工也是市民，这一称谓与东莞的新莞人，西安、武汉等城市的新市民又更进了一步。虽然专家学者早就呼吁让农民工早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建议取消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号，但作为政府官员，明确地将农民工等同于市民的身份认同，还是令人欣慰。

　　农民工的称谓经历了“盲流”、“民工”的演变，现在多指那些生活在城市，却又不是城市居民的外来务工人员，广义上来说，他们也是工人。然而，因为城乡二元户籍鸿沟的存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始终是个问题。他们来到城市，为城市发展献出汗水和青春，但他们只能暂住在城市里，他们的孩子上学，他们的医疗保障，和城市居民相比，还有着一段距离。

　　因而，如果说农民工还是一种产业划分上的称谓，那么市民的称谓就纯粹是一种身份上的认同。称谓的改变，伴随的是身份的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比产业工人的定性，内涵自然丰富很多。农民工不止是工人，他们还是市民，这就摒弃了城乡二元思维的传统身份界定，打破了以地域区分身份的固有模式，赋予了两亿多农民工以新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

　　其实，让农民工转向市民，有很多地方已走出了第一步。从7月13日起，凡在武汉连续务工满3年，且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两年以上劳动合同，年收入超过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农民工，均可办理武汉城市户口，成为武汉的“新市民”；从8月1日起，深圳以居民证取代已施行24年之久的暂住证，可享受16项服务……新市民也好，居民证也好，尽管有人质疑其只是称谓上的变化，而内容多是换汤不换药，但至少在走向权利平等、身份平等的路上，我们又前进了一步。

　　称谓之变，折射的是观念之变。与农民工到市民这一称谓上的变化相比，人们在观念上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转变无疑影响更大。只有观念先行，才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才能进一步拉近农民工与市民的身份距离。

　　当然，农民工最终能否与市民平等，能否享受市民待遇，还需要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保障上。无可否认，当前的新市民，或持居住证的居民，与户籍人口的福利还有差距，在福利待遇上也没有完全纳入城市的公共财政预算中。而且，作为弱势群体，农民工工资被故意拖欠、工时被随意延长、劳保被大幅缩水等情形还不时出现。这些都需要我们以制度化的办法来解决，政府有责任出台更多的政策措施，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从盲流到农民工，我们走了三十多年。从农民工到市民，但愿不用太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