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绍雷

　　奥运的举行为大国间交往提供了一个新舞台，这种奥运舞台上的交往，不光是体质上、心灵上，而且肯定也是文化上的。

　　如果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历史还留存一些记忆的话，那么大概不会忘记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召开前后国际政治中的风风雨雨。

　　上世纪70年代下半期，苏联借助于当时在能源经济支撑下的国力提升，大幅度地伸展实力，触角所至遍及各大洲大洋。苏联大规模扩张的姿态在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这一事件中达到顶峰。当时西方为之一片震惊，“制裁苏联”的呼吁成为当时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苏之间以各自重新部署战略武器、以核弹头的相互瞄准实行威慑。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了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行动。这一行动的结果使得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仅有80个国家参与，而其中相当部分国家的运动员虽然参加比赛，却因为国家抵制行为的约束，不能够参加开幕式，或者参加开幕式而不能够打出国旗以及取得冠军登上领奖台不能够演奏国歌。而作为报复，苏联集团国家则以抵制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牙还牙。

　　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一段曾被称作是“第二次冷战”的东西方关系重新走向对抗，不只大大毒化了当时已经开始走向缓和的国际气氛，更可惜的是，诸多运动员为奥运参赛机会付出的毕生奋斗也付诸东流。对于这一段往事该如何看待，也许基辛格博士的一段回忆和评价还不失公允，他说，莫斯科奥运会时“我曾经赞成抵制，认为苏联应当为发动阿富汗战争而受到惩罚。现在，当我接触一些运动员后，我明白了，对他们来说，参加奥运会是一生的追求，而这一点让我认识到我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惩罚的不仅是苏联，而且也是我们本国的运动员”。值此当下有人期待再施冷战硝烟，以期实现不可告人目的之际，重提当年的这段历史无疑可视为当今大国间关系如何进一步理性化的前车之鉴。

　　冷战结束之后，人们考虑更多的已经不再是一物降一物式的武力对抗了，而是以经济取胜为评判的标准。包括像奥运会这样的国际体育盛事能否使得主办国经济得以发展，也成为奥运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记得1994年我国第一次申奥接受国际奥运会专家小组来京考察之时，我正好陪同一位俄罗斯高官同日抵京，这位高官曾经是苏联时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正巧还曾主管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财务工作。当他一路上看到北京城里满街彩旗，人们正在满怀热情地迎接奥委会贵宾之时，不无感慨地留下了一段忠告：“举办奥运绝对会是一件需要大笔财政开销的事，当时对于莫斯科奥运会的实际投入就大大超过原来的预算，所以，奉劝中国朋友谨慎从事。”也许，这位前苏联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可能是不太明白，后来人们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使得奥运会本身也变成了一件能够盈利的事。而且，北京奥运会如果经营得当，也完全能够使之成为在国际经济纷扰不断的背景之下推动中国经济更上台阶的动力。

　　其实，古希腊的贤人真是为后来者创设了一个像奥运会这样的使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体制，它不光使人们能够暂时忘却战争、忘却仇敌，尽情地在竞争场上展示才艺，而且，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不同体制、不同管理和交往方式、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有形的和无形的较量和竞争。前苏联解体后，作为体育大国的俄罗斯一方面经历了15个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后体育实力的急剧削弱，同时，以笔者的亲身体验，俄国人因政治急剧变动所遭受的心灵创伤,也使得他们素来喜爱体育活动、勤于锻炼体格的日常生活习惯一度受到了消极影响。但是，新世纪以来，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喜好运动的前总统普京本人的带动之下，国家对于体育重新予以支持，传统体育文化重趋活跃。雅典奥运会之后不少俄国朋友撰文表示，要向中国学习以举国之力振兴体育的精神。而对于国人而言，恐怕大有必要学习俄罗斯朋友热衷于民间体育、注重于日常体魄锻炼的习俗与传统。北京奥运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增进了解和互相学习的好机会。

　　最近有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中俄两国传统文化确实有着一些区别。比如，受各种历史条件的影响，俄国人崇武，而中国人尚文。不光是体格心态、而且从国际交往方式中，俄国朋友经常的表象是刚强豪放、以攻为守，而国人与外人交往中则长于文弱示人、以守为攻。看来还需要两厢互补。笔者早年曾有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便是1965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赛”，当时仅以杨伯镛、钱澄海这样的小个队员却以他们的灵快速度和大胆投切，居然仅以5分之差落败于当时的世界冠军苏联。观之如今国手，虽有高大体魄，但逊于当年之勇武。所以，奥运的实质不在金牌，却还在健全的体制、体格加精神，实质上，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体育之外了。(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