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耒

　　深圳市启动全国首届农民工诗歌征文大奖赛。据称，特等奖奖金2万元，超过全国文学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且三等奖以上的获得者30人，符合深圳市招调工条件的，可破格免试招调入户深圳。

　　以诗歌为载体，使人们更加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自然有可取之处。但大奖赛的消息传出后，有评论认为，此举意味着“主流文学对打工文学的接纳”，则未免兴奋过头。

　　这次比赛倡导“农民工写，写农民工”。“农民工写”，身份限制为农民工，题材没有限制；“写农民工”，题材限制为与农民工有关的，但创作者的身份没有限制。先不管农民工与专业人士在文字上的PK能否占到上风，单是作家们刻画的农民工群体就让人存疑。这几年，写农民工的作品不少，贾平凹的《高兴》，卖肾进城的拾荒人竟又偶遇了移植肾脏者，充满了命运的离奇；《我叫刘跃进》被拍成电影，传播更广，但刘跃进更像一剂药引，全为引出后面跌宕起伏的权钱交易———文人体验、想像过的农民工生活，远不如东莞打工诗人郑小琼那句“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来得直白真切。

　　没有切肤之痛，所谓主流始终与农民工的生活隔着一层雾，似近实远。二者原是不同的属性和归依，何来彼此接纳与相融。

　　即使去年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诗歌奖，也不能看作打工文学就此登堂入室。郑小琼笔下那些粗粝、被主流视为偏激的文字并不是在得奖之后才开始流传。得奖也没有使她变得更加“主流”。报纸说，她应邀参加一个诗人聚会，“独自坐在角落沉默不语”；她甚至仍然在为生活和打工妹的身份焦虑，“诗人太神圣，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文学从来就是小圈子。这几年，有人爱作梨花体，有人爱签“诗歌公约”，自然也有类似“断指”的打工文学在流水线工人中流传。不同的生存境遇造就了不同的文学，主流仍然可以自诩为主流，“断指”也可以坚韧的生存，不必寄望谁向它张开怀抱，

　　想一想，因为这次比赛有了深圳户口的诗人，还会继续热情地歌咏农民工吗？而如郑小琼者拿到大奖的打工仔、打工妹，又能凭一首诗就改变“无脚鸟”的命运，从此有了安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