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安(资深媒体人)

　　24年前，我报考中国青年报社。主考人给我提了一个大大的问题：你怎么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那年，深圳特区刚刚开始建设，中国百姓刚刚有了身份证，纺织部女部长吴文英穿了一身时装便成了轰动新闻。而中国第一次参加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由于苏联及东欧阵营的抵制，中国一下子捞回15块金牌……但这些与经济体制改革有什么关系？急赤白脸间，我讨了个巧，对了，就说洛杉矶奥运会，就说洛杉矶奥运会的操办者尤伯罗斯。

　　尤伯罗斯算不上大亨，不过是一个为航空公司、饭店、轮船公司订票的运输咨询公司的小老板。

　　1978年10月，洛杉矶市取得了第23届奥运会承办权。十分不幸，1个月后，洛杉矶议会通过议案，禁止使用公众资金办奥运。接着美国卡特政府也表示，不给奥运会1分钱。好个尤伯罗斯奋起神勇，不仅空前地以商业模式承办了奥运会，还把洛杉矶奥运会办成了商业经典，并获得2.25亿美元的盈利。

　　并不是因为尤伯罗斯是美国人，而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办奥运就一定会盈利。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此前办奥运却都是政府贴钱。比如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就亏损10亿美元；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更是计划体制的展示，耗资90亿美元，亏损无从计算。

　　我对主考人说，什么时候，中国运动员不那么职业化了，中国办奥运会不用政府大把贴钱了，中国的尤伯罗斯能够施展才能了，中国差不多就进入市场经济了。中国改革的目的，就是不仅能以举国之力造出原子弹，也能够商业化地办一场奥运会。

　　当时听我这一阵侃，主考人一脸的茫然。或许是因为商业化离当时的中国现实太远，但后来，中国人渐渐转轨了，商业了，且青出于蓝。

　　1990年北京亚运会之前，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社秘书长罗志军曾参与亚运会火炬点火方案的设计，记得他告诉我，方案中掺进了一些商业操作的设计，还引起了争议。罗志军现任江苏省省长，而商业运作也早已人人熟知。

　　及至今日中国人要办奥运会了，政府的补贴还是有的，但社会融资和商业化已进入各个环节。现在要给北京奥运会算一笔盈亏账为时尚早。不过，从一开始筹办，北京就很有商业意识，有很强的预算约束。

　　北京奥组委屡屡提到预算，第一版预算是16.25亿美元，2007年10月第二版预算为20多亿美元，随后又提高了约25%，在24到25亿美元之间。北京城建投入2800亿元，场馆投入不超过130亿元；国际奥委会将把奥运会电视版权和“TOP”计划部分收入按比例划拨给北京奥组委，此项入账将近11亿美元；市场开发、特许经营、门票收入等将超过11亿美元。北京奥组委蒋效愚副主席透露了北京奥运会的两个预算目标，其一全部运行经费不超过雅典奥运会，即少于24亿美元。其二，将有不少于1600万美元的结余……

　　所有这些都透着商业化，但也掺杂其他。从人文奥运到绿色奥运、平安奥运；从火炬传递风波，到抵制奥运开幕式的喧闹；从恐怖袭击的威胁，到西方媒体的百般挑剔——看看，布什和普京在奥运开幕式上展现着笑容，但在火炬点燃之前，他们已暗自在南奥塞梯掰手腕……

　　中国一条腿已经迈入市场经济门槛，但许多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又掺进来，直接抬高了商业成本。中国经济发展了，但商业化不是万能的。中国如何和平崛起？如何增强软实力？如何应对国际喧嚣？这些都是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