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振龙

　　笔者犹记，早在奥运会开幕之初，韩乔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长期以来“主持拳击节目感觉不过瘾”。好在时逢奥运会，“韩大嘴”果然不负众望，着实又找到了表演的舞台，也为大家献上了一顿丰富的“段子大餐”，这成为了奥运会的一抹“特色风景”。

　　毫无意外，公众再次对“韩大嘴”表现出了宽容，视之为见怪不惊的“秉性难移”，或称“有了韩乔生段子的奥运更有趣”。然而，令笔者略感不解的是，在公众与“韩大嘴”一来一往的互相挑逗中，此类事件近日甚至呈现出了某种娱乐化的倾向。许多网友把“韩大嘴新段子”集中起来，在网间乐此不疲地传播，而“韩大嘴”本人倒也挺会顺坡下驴，一会眉目传情说，“原以为更多”，一会又撒娇卖乖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智商”。如是再三，颇为壮观。

　　或许，人逢奥运精神爽，对此我们大可一笑了之，但如若深思起来，却不能不令人有所忧心忡忡，其中较为突出者则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韩大嘴”许多看似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实则无关幽默风趣，而是表明了自身素质的欠缺。比如他说，“中国日本蛙泳水平高，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用蹲坑式厕所，儿童的股关节得以较早打开，得到充分锻炼”，再比如他宣称，“为啥菲尔普斯这么厉害？ 嗯，看来得找些医生对他进行解剖，找找原因，或者他妈留下来也行”等等。不讳言之，诸如此类不着边际的话不可不谓之：以近乎恶俗的胡侃来掩盖其知性解说能力的先天不足。

　　更令人忧心的是，虽然有关部门宣称“本届奥运会解说人央视说组成了有史最强大的队伍”，但好像笑料也最多的，而在一个“韩大嘴”的背后，事实上还有很多口无遮拦的“赵钱孙李大嘴”。

　　比如，被坊间公认为“韩乔生第二”的某主持人。在男子举重62公斤级决赛中，他如是介绍一位国外选手：“这位选手的抓举成绩120公斤，还不到中国选手140多公斤的一半”。而在举重女子69公斤级决赛中，当刘春红第二次挺举试举成功时，他又如是说道：“她打破了金牌，举起了世界纪录。”再比如，男子佩剑决赛，选手仲满刺中对手一剑，只听解说员大叫一声：“好球！”而在中国女排对阵波兰的比赛，中方某队员刚开出球，主持人喊道：“这球开得漂亮！”没说完零点几秒，又听见一句：“出界了”，还比如，男篮中国打希腊，第三节孙悦投中三分，将分差缩小到10分，于是某资深主持人吼道：“这时候10分了，已经到两位数了”，而易建联接着失球被他说成：“丢，要丢，要丢了！唉，果然丢了，这就是易建联。”凡此种种，可谓不胜枚举。

　　很显然，同宋世雄那一代主持人一板一眼、以传播信息和知识的老式解说风格相比，我们时下的体育类节目主持人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活泼轻快的解说方式。这原本是件好事，既可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也能增加节目的可观赏性。与此同时，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某些主持人越来越善于插科打诨了，职业素养却也随之江河日下了，经常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不以为耻反以之为能事，并自诩为“娱乐精神”。换言之，他们既没修得老一辈扎实的功底，也没修得新型主持人上档次的幽默，这种乐子其实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悲哀。对于宋世雄的复出，公众自是欢迎，其实大家心里也越发地想念黄健翔，除了那次俨然触众怒的“意大利”事件之外，客观地说，至少他的幽默不会是自身素养欠佳的小丑表演。

　　一言以蔽之，笔者以为，“韩大嘴效应”不宜过度娱乐化，一则我们有理由要求主持人不犯或少犯信口胡扯的毛病，那些压根就不好笑，若全民争相娱乐化之，无异于纵容主持人继续“以丑为美”，进而蔚然成风。二则如果尚有一点自知，“大嘴”们也不妨脸红一下，知耻而后勇，如果哪一天不犯低级错误了依然能让观众开心，并能红极一时，那才叫真正的牛气，至少比靠一张刮风的“大嘴”更上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