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 (发自美国)

　　当年鲁迅写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旨在讨论追求个性解放的妇女在离家出走之后还会遇到如何生存的问题。基本的社会问题不解决，性格再强的妇女，也不可能靠一走了之而获得真正的独立。

　　今天我们对一些奥运金牌得主也应该问同样的问题：夺金以后怎么办？殷剑作为一个渔家女，当年为了农转非而学帆板，如今则继女子赛艇队四人双浆夺金之后，再次在水上项目上突破，获得女帆的金牌。可惜，奥运会金牌得主的身价，并不全像当年的刘翔。估计到了奥运会闭幕时，殷剑这个名字就很少有人能记住了。她退役后，因为是奥运金牌得主也许待遇好些，但谋生还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许多她的队友，像她一样献身于这种不为人知的小项目，但并没有夺金拿牌。她们退役后的命运，就更令人担心。

　　我曾经讲过，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小项目其实很“贵族”，常常是名校的学生参与。以赛艇为例，牛津剑桥的划船比赛是世界闻名的，最近甚至被开发出了颇高的商业价值来。在美国，哈佛耶鲁也早就效仿牛津剑桥而搞年度的对抗赛。这也难怪，参加这些项目的常青藤选手特别多。他们毕业后如其他常青藤的学生一样另谋他业。他们拿的奥运奖牌，不过是他们日后的律师事务所、诊室、或CEO办公室里的装饰而已。我们也正是看准了这些项目的外国选手多是这等业余之辈，而搞起了119计划，从小严格选材、封闭训练，培养了一批专业的超级精英运动员。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运动员大多牺牲了一般的文化课的学习，一旦退役，就不具备基本的谋生能力。

　　这一状况，反映了中国体育的难局：中国社会正在大步迈向市场经济，而体育则还是主要靠国家拨款、由行政部门指挥，运动员从小脱离社会、在体校、专业队的体制中集中训练。他们一旦离开这一国家包下来的体制，马上陷入生存危机。当整个社会还是计划经济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退役后可以按照成绩和资历获得适当的行政级别，有固定的工资、医疗保障、住房等等，比一般老百姓还过得好一些。但当社会转为市场经济后，这些保障就不容易了。他们牺牲的青春，很难得到适当的补偿。类似的问题，将在奥运会后逼着中国体育向市场模式转型。

　　要实现这种转型，就必须突破现在的模式。一方面帮助运动员自谋出路，一方面推广奥运金牌项目。这两方面，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在体校、专业队这种计划体制中，运动员和社会隔绝，你很少见到运动员自开俱乐部、向普通百姓传授自己的技艺。这种封闭，目的是让运动员专心训练。但是，他们越“专心”，就越不能把专业技艺推广到社会，他们所从事的运动就越不普及，越没有人关心。结果，他们即使拿了金牌，也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如果打破了这种专业体制，他们就不得不运用自己的技艺从事经营。比如获得这次女子体操全能冠军的美国运动员柳金，自己就有体操用品生意。她在奥运会上越成功，自己的生意就越火、她所在的由其父亲开设的私人体操馆的生意就越兴隆。两者相得益彰。运动员从小学会了经营，退役时早就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且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他们也充分理解自己的奥运表现和自己生意的正比关系，有足够的动力训练。这也是人家业余选手常常击败我们专业选手的关键。

　　像帆板、船艇等项目，参与的费用并不高。特别是在布满江河湖泊的南方，普及的条件很好。我实在不明白，中国下了这么大的本钱，请了世界一流的教练，建了一流的水上项目训练中心，在奥运会上实现零的突破早就是预料中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有个长远规划、乘机把这些项目炒热、使之在民间普及呢？我们的有些大学生，为了装个“贵族”样子，一窝蜂地学习高尔夫。其实，即使是附庸风雅，他们也应该知道：船艇项目也很“贵族”，而且参与的费用也便宜。试想，如果帆板、船艇等项目在中国风行，从事这些项目的运动员就可以自开俱乐部为生、渐渐不用国家管了。而从事这些项目的人多了，奥运的选材面也广了，中国在这些方面建立的优势也可以维持。这岂不是双赢吗？

　　这次奥运会中国金牌总数领先固然好，但我希望体育界人士有些长远眼光，想想金牌以后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