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健

　　8月1日，被寄予厚望的反垄断法开始实施。这部命途多舛的法律，从草案起草到三审通过，历经20载，见证了中 国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发达国家的“旁敲侧击”，国资的固若金汤，外资的强势进入，民资的不安现状，垄断行业的分配失 控，普通民众的维权希望，在这部法律的立法进程中更是一览无余。

　　在反垄断法正式施行的前夜，有人充满信心，认为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标志着中国将正式步入“竞争时代” ；水、电、气、暖、交通、邮政、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烟草、盐业、石油、石化、银行、保险、殡葬等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 行业将不得不向消费者低下“高贵的头颅”；外资斩首式并购国内重点行业龙头企业不会再一帆风顺；方便面、牛奶、京沪快 线等价格联盟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也将被更加强有力地遏制。

　　但也有人充满担忧：只有57条的中国反垄断法，可能是全世界篇幅最小、语言最精炼的反垄断法典，在40余个配 套细则无一出台的情况下，会不会成为孤身奋战的“孤家寡人”，陷入“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尴尬境地？

　　作为反垄断法立法进程的关注者和亲历者，笔者在反垄断法实施前夜的心态也是有喜有忧。

　　喜的是“三定”方案渐次出台，执法部门浮出水面。

　　国家工商总局的公平交易局改组为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负责除价格垄断之外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方面的反垄断执法。商务部设立反垄断调查局，审查并购行为。发改委仍将负责查处价格垄断。

　　自此，“三足鼎立”的反垄断执法格局基本形成，为实施反垄断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忧的是分散执法、多头执法可能会导致“有利大家管，无利没人管”、“执法标准不一”、“部门协调难”等弊端。

　　不得不承认，这是目前政府权力架构之下妥协的结果、次优的选择，或许不是最好的，却是最能为各方接受的。更值 得关注的是，二元体制中的反垄断委员会何时成立、能否发挥预期的组织、协调、指导作用。

　　忧的是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监管如何协调。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 等部门对相关行业的竞争秩序直接进行监管，且都是强势部门，如何与之周旋、协调，将是对反垄断执法部门智慧的考验。

　　忧的是在电力、电信、铁路、航空、银行等领域，不乏侵犯消费者利益的事件发生，漫游费、火车退票费、银行通存 通兑费、跨行取款费等屡遭媒体批判、民众质疑，但这些国有企业却是“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不知是对反垄断 法执行力的漠视，还是对自身特殊地位的自信。

　　忧的是不少将受益于反垄断法的中小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仍然对自己的权利一无所知。虽然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秩 序，而非具体的竞争者，但对具有市场支配的大企业的有力规制，将扭转大企业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现状，建立平等竞争 的市场环境，消除垄断对市场经济造成的破坏，从而给中小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有力提升普通消费者的福利。垄断行为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从世界各国反垄断的经验来看，光靠执法机构的“单兵作战”，成效并不明显；只有调动起中小 企业和普通消费者反垄断的积极性和维护权益的自我保护意识，才能使得垄断行为无处藏身，人人喊打。

　　喜的是不少市场主体已经意识到反垄断法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力斯之剑”，在经营行为中自觉增强了竞争意识。

　　如广州丰田，根据反垄断法“禁止经营者限定交易相对人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规定，主动放开了对经销 商的最低价格限制，并支持经销商面向用户的优惠酬宾活动，触动了目前流行的4S店汽车销售模式。

　　如瑞典的材料包装巨头利乐公司，由于市场份额已经达到80％，超过了涉嫌市场支配地位的底线，因此在一个月前 就告知客户，将根据反垄断法调整现行的业务政策、经营行为和合同条款。

　　立法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方式和公共选择的过程，总是受到相关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并受到不同利益和 需要的驱动，任何一项法律的出台，都是重大利益的博弈和妥协，我们不能把解决一切垄断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一部反垄断法 上，期待“毕其功于一役”。

　　中国这个缺少竞争传统、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国度，在反垄断执法方面，还犹如一个咿呀学语的孩童，我们不能奢望他 还没学会走路就去奔跑、撒欢。但只要大家奉献热情、细心呵护，这个孩子必定会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8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