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展江

　　北京奥运大幕落下，多数外国宾客倦鸟归林。然而在蜂拥而至的数万名新闻从业者中，有一位世界级人物孔雀南飞，接受广东省最高官员邀请顺访华南。人们这几天发现，作为广东之行的结晶，美国最有影响的报纸《纽约时报》在8月3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来自华南的明信片》的专栏文章。文章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解放思想”讲话，说到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从“中国制造”，说到“中国创造”；从广东珠海的风能发电厂一直谈到中山大学的“公民社会研究所”，引发了网民热议。(9月3日人民网)

　　热议何以产生？一方面是文章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近年来在中国精英界声誉鹊起，一方面是文章没有大谈政治，因而也就少了传统西方媒体的火药味，也就不存在“妖魔化中国”。因此有人认为，北京奥运是精彩的广告，《来自华南的明信片》也是精彩的广告。此话有些过誉，但也不无道理，问题是：这不是广告的广告是怎么做成的？是我们过去没有机会去做，还是观念有问题？

　　这背后要解读的信息太多了。而最根本的是两个具有强大话语权的中西方人物，尤其是原本不够开放的一方的沟通媒介、沟通意愿和沟通行动。主政广东的汪洋先生在国内尽人皆知。而弗里德曼先生是目前唯一一个三次获得世界知名新闻奖——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报人，但是除了我们这些专业研究者，国人更多地知晓他的名字，是通过一本全球畅销书的中介：他在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其部分灵感来自他对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和上海等地的访问。

　　改革开放让《世界是平的》进入中国，成为汪洋先生的案头物和推荐对象，也让他记住了弗里德曼的名字。而弗里德曼的全球视野发端于其教育背景，他在大学期间获得的是地中海研究学士学位，又获得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硕士学位，期间深受著名中东史学者艾伯特·胡拉尼的熏陶。这在众多欧美精英中至少不容易被指责为“西方中心论”者。

　　其后整整30年，他作为新闻工作者足迹遍及各大洲，除了直面因宗教纷争和石油能源而燃起的中东战火外，还目击了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迅猛势头。此后，他因为报道了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尤其是导致1000多人丧生的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报道了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和作为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成为罕见的三度普利策奖获奖者。

　　弗里德曼虽然年已五十有五，比汪洋还大两岁，但是在高龄高寿的美国专栏作家队伍中还是“中青年”，其职业生涯还将持续多年。作为一名犹太人、学院派新闻工作者和著述家，弗里德曼在国内外既获得了巨大声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他大英帝国勋位官)，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他赞成以妥协方式来解决巴以冲突，主张阿拉伯世界实现现代化，鼓吹环境保护和全球化。他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初予以支持，然而后来成为这场战争和布什政府的一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但是弗里德曼不是那种常见的全球化鼓吹者，因为他在记者生涯中看到了依赖传统能源对人类的潜在和现实危险，其中就包括对环境的无情破坏，而这正是西方反全球化人士的一颗重磅炸弹。我想汪洋先生看中的正是一个在西方影响巨大然而却有些另类的全球化与环保均衡论者。他因此才向弗里德曼说：“请在您的专栏里写上,汪洋欢迎(西方)清洁能源技术公司来广东省。”

　　表面上看，“汪弗会”的路径是这样的：全球化--描述全球化的书—发展与环保—中国高官的主动邀请—坦率的交流—受邀对象对中国变革的现场观察。而在这背后，是从四川大地震起中国官方对国内外媒体政策的积极调整，这种调整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曾几何时，中国与西方传媒的关系一度剑拔弩张，对CNN、BBC等国际主流媒体声讨之声不绝于耳。

　　胡锦涛“6·20讲话”中关于四川大地震报道的一段总结很有新意。胡锦涛说，中国政府因及时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不仅“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并且“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这是高层少有的对国际评价的关注，其原因是高层已经意识到,即便是重大公共事件，只要坚持公开透明的态度就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可，反之则陷入被动和困境。因此胡锦涛要求将信息公开“形成制度长期坚持”。我们因此可以期待一个中国与西方媒体交流互动、相对和谐的新局面。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