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

　　地方率先突破，似乎就是改革推进的一个可能出路。毕竟，从乡镇、县市到省，中国有数以万计的地方政府，其领导人中不乏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们在不同方向进行尝试，完全有可能找到解决妨碍改革的各种问题的办法

　　湖南省最近正在进行“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共省委书记张春贤前不久在湖南省委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改革开放30年经历了两次解放思想，前两次解放思想确立了“实践标准”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认识，现在进行的第三次解放思想，要在肯定30年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坚定和提升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

　　在湖南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之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当地也主持进行过类似活动。从3月份开始，重庆市也在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从而为建设中国内陆“最开放”的城市创造宽容的环境。这样的情景是可喜的，因为，这些地方很可能为进一步改革探索可行之路。

　　回顾中国三十年改革之路，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改革的一个动力机制，就是地方创新。很多制度创新，最早是由地方做起来的。中国改革的基本模式就是，地方试验取得成功，获得中央政府认可，成为全国性政策、法律。

　　这样的制度变革模式并不奇怪。联邦制有一个优势，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各个州、还有各个市，享有广泛的自我治理空间，可以在宪法所容许的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制度试验。中国当然不是联邦制国家，但是，如果说中国与前苏联相比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早在50年代，尽管中国也准备建立国有企业加计划经济的体制，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控制和经济计划工具，没有建立起像前苏联那样的集中统一控制的体制。相反，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一种行政性分权体制。

　　正是这种体制，给了地方各级领导人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也就是说，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有想法的地方领导人是可以做一些“出格”的事情的。因此，从50年代以来，就不断发生地方层面的改革：一些县、地区、省级领导人允许本地农民恢复自留地或者实行包产到户制度，或者对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进行改革。

　　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谓“要吃米、找万里”，就说明了地方领导人在突破旧体制、推动改革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说，三十年前的改革，就是从地方启动的。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下，如果没有地方领导人的改革勇气与智慧，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地方层面的变革不仅给全面改革提供了经验，更为改革的正当性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可以说，大多数成功的改革措施，都是从地方开始的，敢为天下先的乡镇、县市、省市官员，乃是改革的一大推动力量。

　　当然，这种行政性分权体制有时也具有很大弊端。比如，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了围绕着增长的竞争。为创造较好政绩，各级地方政府强力介入经济活动。为吸引投资，采取超越法律的优惠政策，甚至剥夺一些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这样的地方性制度安排固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严重的权力腐败与滥用等现象，由此又造成民众的不公平感。

　　尽管如此，一个个具有活力、具有创新冲动的地方政府，有望再度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各界都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从经济体制，到社会、文化管理机制，再到政治体制，都需要进一步改革。但是，改革的动力是什么，人们有点茫然。改革三十年，不少群体已经拥有了巨大利益，其利益与改革不彻底所形成的双轨制捆绑在一起，当然也就不具有改革的意愿，甚至可能名义上进行改革，实际上却朝着与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相反的方向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率先突破，似乎就是改革推进的一个可能出路。毕竟，从乡镇、县市到省，中国有数以万计的地方政府，其领导人中不乏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们在不同方向进行尝试，完全有可能找到解决妨碍改革的各种问题的办法。地方官员们竞争性地寻找办法，其效率将是比较高的。

　　要让地方的突破推进全国的制度变革，需要一套机制。舆论、学界应当对地方创新给予重视，及时地发现这些创新，发现其意义，并将其提升到公共层面上进行讨论，从而使之有可能进入高层决策的视野中。当然，地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创新，既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勇气、智慧，也取决于上级给予的创新空间之大小。可喜的是，从目前态势看，高层对于地方的思想解放还是有较高宽容度的。

　　需要注意的是，舆论、学界、中央政府在此还应承担另一项重要职责：引导地方政府多进行有利于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仅仅为了增长而不受约束地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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