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于泽

　　一个网名“我是农家女”的女孩，近日自称出身落后地区贫苦农家，全家辛辛苦苦供她上了大学，但因为不算漂亮、英文不济，只找到月薪1800元的工作，看到身边有人跟穷人结婚而背负沉重负担，于是奉劝女界“宁做三奶，不嫁穷人”。

　　对此，主流声音除了同情就是理解。有人感慨，“农家女”喊出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声。有人说，道德对于贫穷者是一件奢侈品，“宁做三奶，不嫁穷人”是一种“挣扎与抗争”。北京一位性别研究学者嘲弄“逆境奋发”的可行性，肯定了“宁做三奶”的选择，并呼吁改变现行体制，说“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的不平等理应得到机制性的修复”。

　　对“农家女”的理解和同情，其实很缺乏诚意，因为“农家女”老大不小，急于过上幸福生活，等着择人而嫁，体制改革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农家女”只剩一条路，即在取得社会谅解之后，嫁给有钱人做二奶或三奶，则媒体评论也帮不上她什么忙。

　　很可惜，做二奶三奶亦非易事。有个促狭鬼发了一个帖子，向“农家女”发出了招安之请，但他声明：“我对女人一向很挑剔，不但对她们的身高、体重、三围等条件有严格的限制，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年轻。”做不做二奶三奶，非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可一厢情愿，有钱人自有他们的要求。即便大家全都年轻漂亮，而金龟婿有限，做成二奶三奶仍属机会难得。

　　变革不合理体制，给国民平等的发展机会，确实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荒唐的是，在有些学者那里，似乎体制会自动演化变革，或者有救世主负此专责。他们完全否定了底层参与的必要性，意思是人们可以坐等发展机会，坐等社会保障“机制性的修复”。穷女不嫁穷男，把希望寄托到找二奶三奶的富人身上，其实也是对主体的否定。

　　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今天中国人享有经济自由、财产权利，这些权利是我们三十年参与改革的回报。若要人人享有社会保障，人人获得发展机会，就需要我们积极主张，主动争取。如果真像北京性别研究学者主张的那样，放弃“逆境奋发”，拒绝“加倍努力”，坐等权利自动演化生成，“农家女”就注定一辈子两手空空。

　　北京奥运会期间，英国《泰晤士报》断言，“中国梦已经取代美国梦”。美国梦，是通过个人奋斗、公平竞争，让自己过上富裕生活，实现人生梦想。中国梦可以另辟蹊径，而不提倡个人奋斗吗？《泰晤士报》说，中国经济可能会落后于美国，但它对于未来的乐观情绪、它的社会活力远超过美国。无数打工者在流水线上辛勤劳作，无数白领在写字楼里加班加点，这是中国的活力之源，也正是中国版的个人奋斗。很难想像，没有个人奋斗，中国梦能圆。

　　我们应当呼唤机会均等，应当推动体制变革，但不要制造权利自动济世、权利自动救人的神话。权利平等是很重要的，它是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权利只有从神话变成我们的实践，变成我们对权利的主张和抗争之后，它才能济世救人，但也只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出发点而已。完全寄希望于救世者关心，暗示底层可以坐等，其实是导国人走上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