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彦飞

　　明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区将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把官员“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并承诺在阿勒泰廉政网和当地主流媒体上公示官员的“财产申报结果”。而在随机受访的官员中，七成表示反对。(《法制日报》9月11日)

　　反对者七成，无所谓者两成，坚决支持者一成。这是一个数据，也是一个概括的事实。它告诉我们，财产申报并且大肆地公开是一件举步维艰的事情，至少在官场是不被欢迎的。

　　我们相信，财产申报制度是善意的举措，它不是不让官员拿到自己该得的收入，而是保证官员的收入不是“黑色的”、“灰色的”。尽管财产有可能涉及私人的事情，但是在公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官员的财产信息就自然具有了公共性，是可以呈现于阳光之下的。这时候，公共利益大于官员的个人隐私问题，必先取其重，略其次。

　　“阳光法案”遭七成官员反对，这并不是官员心理素质差的问题，而是公权的代表对监督的天然抵制。从来就没有对官员的公权有过剥丝抽茧地检查，正好财产公开可以像阳光一样普照到黑色区域，某些官员就开始怕了。他们既讲不出反对的理由来，也不接受财产公开的施行。

　　财产公开是一种社会监督。更进一步来讲，反对财产公开，是官员自身对权力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在对群众监督、媒体监督上，官员避而远之，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权力与利益捆绑在一起，反对财产公开也就成了一种“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