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剑雄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

　　最近，江苏淮安市决定建造一座中国南北分界线的标志性建筑。消息传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据报道，网上的反对意见占压倒性多数。但淮安市不为所动，已按原计划动工兴建。而此前，安徽蚌埠市已在淮河边建了一座南北标志，河南信阳市也已有建造的计划。

　　反对意见中有一种观点———不认同将设在淮安的南北分界标志，或者认为中国南北分界的标志并非古今不变，不宜固定在一个地点。所以还有说一下地理标志的意义的必要。

　　地理标志有两大类：一是自然地理标志，一是人文地理标志。当然，也有兼具自然和人文两方面意义的标志。

　　自然地理标志是自然环境客观存在的显示，一般较少发生变化，或变化相当缓慢。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剧烈或频繁的变化，与人文地理标志相比，也还算不上什么。例如一个标明海拔高度的制高点、分水岭、江河源头、某种地貌的典型区域或地点、海平面高程标志、回归线标志、具体的经纬度标志、南北极、磁极点等。

　　但这类标志又有两种情况：一是纯粹天然的，如海拔高度、分水岭、某种地貌的典型区域或地点、南北极、磁极点等，都是客观事实，并无争议。除非它们本身发生变化，或者人类原来对它们的认识有偏差，否则就不会改变。但另一类虽然也是客观存在，却取决于人类如何确定它们的坐标体系。例如经度，就是由本初子午线(零度经线)决定的。康熙皇帝让西方传教士测绘成的中国地图，是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而法国国王下令测绘的地图，却是以巴黎为零度经线的通过位置的。要没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存在，现在世界通用的零度经线就不会在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通过，东经、西经若干度的界线和标志就会毫无意义。

　　正因为如此，即使东西南北这样看来毫无争议的方位，其实也离不开具体的地理坐标，因为这些坐标并不一定是纯粹的自然地理因素。例如中东、远东，原来是英国人的概念，都是以伦敦为基点确定的。如果以北京为基点，所谓“中东”就得称为“中西”。如果以南北极为坐标，南北方位还能固定。但如果以某一地点为基点，南北方位也是相对的。

　　所以，很多地理标志都是以人文景观为坐标或参照物的，或者是兼顾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如中国人习惯中的西部、西北、西南，并不是以真正的地理中心为坐标。如果以中国真正的地理中心兰州为坐标，西安应该属东部。近来通用的“西部”更是一个政策概念，由于内蒙古自治区都列入西部，这个西部一直延伸到与东北接壤的东部。而山西却因未列入西部，又够不上发达的“东部”，而被戏称为“不是东西”。

　　就自然地理而言，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的确是中国南北的一条重要分界线。但就人文地理而言，却并不固定。秦汉以降，随着南方经济的进步，南北界线逐渐南移。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的界线或为黄河，或为淮河，或南至长江。元朝将处于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划归陕西管辖，延续至今。明初设置了京师(后改南京、南直隶，相当今江苏、安徽、上海)，将淮河中下游与长江下游划为同一政区。在统一时期，淮河作为人文地理区域的界线并不明显。应该承认，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的确也是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一条南北分界线。不过，由于行政区划早已打破了这条界线，两边人口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交通越来越便利，就现实状况而言，两边的差异越来越小。

　　是否重要的地理界线都要树立标志呢？未必。有些界线在地表并无踪迹可现，如回归线、经度、纬度。或者看不出具体数据，如海拔高程。或者非专业人士不知道，如某些特殊的地貌。那就需要树立标志，便于公众了解，或者作为地理坐标。但有的界线本身就存在，像淮河、秦岭、白龙江，就地理而言，就完全没有必要画蛇添足。

　　可见淮安要建的标志性建筑，其实是一个旅游设施，是为了吸引游客。所以不必从地理角度讨论该不该建，也不必担心它会引起南北之争，只要从旅游本身来评估——是否有利于形成优美景观？是否会破坏环境？是否能吸引游客？至于是否该建，会不会劳民伤财？相信淮安民众有足够的判断力，也相信淮安当局会尊重民意，顾及民利，作出正确的决定。信阳和其他沿淮城市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