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宁

　　若说2004年阜阳“大头娃娃”对“中国奶”构成致命一击，那么相隔4年所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拿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王丁棉的话来说：“三鹿奶粉事件……甚至对整个中国乳品行业都可能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9月16日《证券时报》)

　　奶粉黑幕逐渐撕开，使用三聚氰胺以提升经大量掺水后的原料奶蛋白质含量之恶行几成国内奶业潜规则的现象大白天下。仅婴儿奶粉一项，已有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陷入三聚氰胺的泥淖。继先后批捕和刑拘一批奶产业链前端的“小毛贼”之后，对渎职失职官员的组织处理也跟进启动，石家庄市市长、分管副市长、两位局长乌纱帽被摘，三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被刑拘。

　　应对奶业危机，政府及司法强势介入不在话下，补救举措集中推出旨在亡羊补牢。然而，在已然所见的补救举措施行者中，人们依然没见到行业自治(律)组织——中国奶业协会的身影。国内食品行业乱象丛生、险象环生的现状已存在并积累多年，去年也是问题集中爆发年。人们当不曾忘记，去年8月下旬至年底，国内曾组织食品安全和质量整治120天专项行动，声势之大，动用人力、物力、财力之多，创下建国以来之最。可是，就在那场前所未闻的全国性行动中，人们同样难览食品行业内众多协会真正有作为的自律举动。

　　规范而健康的市场经济在秩序层面须共同接受政府监管、法律干预、行业自律三大约束。近现代意义的行业自治(律)组织在中国的发育始自晚清，从同业公会、商会到目前的行业协会，其称谓虽不断进化，但自律始终是自治的核心追求所倚。“积商德、聚商情、厚商力、启商智、应商战”——1914年上海纺织同业公会章规开篇就把积商德立为“五商”之首，足见商德于行业生存发展之要害。

　　商德乃行业生命源流之所在。“酬圣德、昭诚教、立章规、庶免后启勿乱规矩”系行业共同市场利益于一体。源流所在、利益共沾，于现今行业协会建会目的之实现，会员民主(会员平权、决策民主、利益均沾、责任共担)是为先觉条件。也即会员不问出身、不论资本实力、经营能力、背景后台，在利益设定、分配等民主决策环节，一律“一员一票”。

　　行业因自律而积德，因积德而利益长生。其所体现的生命力、亲和力、行规约束力及协会作为行业内部“商德裁判长”的身份所在，若追溯其权威性源头，同样有赖于协会内部会员民主为前置条件。

　　以上由近代商业先贤在实践中摸索创立的同业公会、商会的种种商规及所折射的治商理念，若于今仍有实践和借鉴价值，那么现今国内林林总总，数量和规模远远超越旧时的行业协会，除了组会形式的相近和相似，从组织构建、会员构成到实际运作已然大相径庭。

　　以中国纺织协会、中国冶金协会为例，由前纺织部、冶金部换牌而生，迄今仍享受正部级身份。再以中国奶业协会为例，其2006年新当选的常务理事会拥有116名常务理事，各级现职官员(包括某市市委副书记)及退居二线官员超过四成，余下的常务理事，几乎清一色由各省奶业龙头企业的董事长出任，而占行业成员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甭说在行业利益协商和利益诉求中集体失语，甚至连基本的话语权都难以实现。一个缺乏广泛代表性，因而很难为行业成员普遍认可的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会(协会内最重要的议事机构)，势必造成会员民主的先天性不足。如是，行业自律——以积商德为建会核心要旨的“五商”目的之实现，当然就无从谈起。诚然，在中国奶业协会的官方网站，早报评论员也曾读到过由伊利、三鹿、蒙 牛等七家奶业巨头在阜阳奶粉案后发起的“规范奶业行为，让广大消费者喝上放心奶”倡议书(2004年5月26日《中国企业报》)。白纸黑字、誓言仍在，三鹿、蒙 牛和伊利却因三聚氰胺而翻船。

　　奶业协会先天不足，行业自律这盆“远水”难救“中国奶”危机之近火。然而，借“大头娃娃”之后再刮奶业整顿风暴之机，我们再次提出忠告，在行政和司法之外，下决心补齐行业自律这块监管短板，该从奶业协会的重构起程，以此类推、由点及面，整个国家的行业协会都该作同样的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