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洪溥

　　美联储又在16日晚间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陷于破产边缘的国际性保险服务机构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政府将持有该集团近80%股份。由于救助方案约定美国政府所掌握的股份有权否决普通股和优先股股东的派息收益要求，这可被视作是一次典型的国家接管行为。

　　至此，美国金融体系整个链条均已爆发了危机———从行业上游以抵押担保为主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到行业中游把玩资产组合，并向市场提供结构化、衍生化金融产品的三家顶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美林；再到行业下游的市场主要买方代表如AIG等保险公司。

　　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直打着经济自由主义旗帜的美国政府会选择救助“两房”和美国国际集团等这几家分别位于金融体系上游和下游的“溺水者”。用保尔森的话讲，“从未考虑过”全面、全力救援雷曼兄弟这类位居市场体系“中游”的市场中介。即便是曾对美林集团、贝尔斯登加以援手，美国政府也借助了商业交易的管道，例如通过摩根大通或者美国银行等商业化金融机构，而非依赖行政力干预或采用国有化方式。

　　事实上，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危机初期，以证券承销为核心的投资银行业务被美国政府匆匆通过立法方式，将其与商业银行业务区分开来，成为“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标志性产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金融界掀起世界性的自由化浪潮，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务才再度向金融体系上下游蔓延。毫不意外，在这个以大宗交易、超额利润为特征的行业内部，对利润的不懈追求几乎是所有从业人员的本性。也因此，投资银行的从业者们几乎是凭少数人的智慧凭空创造了利息互换和货币互换等今天规模已然巨大的产品市场，在产品营销中更是制造了许许多多名称拗口、含义模糊但听起来科学味道十足的产品。

　　伴随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美国产业空心化浪潮，外围国家对美债权额急速提升，客观上要求美国资产和资本市场吸收过剩美元的能力更快速地增长。在需求倒逼供给的激励局面下，美国投资银行业的“创新”活动由此更加活跃、亢奋。为了得到更多利润，大型投行的交易部门、资产管理部门的功能权重被加大，但与之相关的资本、风险管理等要素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连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也很少提及投资银行的资本问题。这也为今天的出险埋下了伏笔。追求高利润者必承担高风险，投行巨头们沦落到今天这地步，多少有点“风险自担”的意味。

　　此外，作为中介机构，投行自身的资本实力实际上相当薄弱。尽管如此，投资银行仍为抵押贷款担保机构的房贷产品设计了复杂的证券化、结构化产品，直接增加了这些房贷提供商的流动性和货币创造力；仍可以天花乱坠地劝说市场投资者买入内容驳杂、信用可疑的玩意，导致这些买方机构在面对产品、担保方的价值全面归零时措手不及。但在危机到来时，投行破产所带来的资本损失终究要小于买方的巨头。影响力和资本权重不对等，在当局“丢卒保车”的权衡中，投资银行机构最终还是出局了。借用业界的话来讲，作为全球最大保险公司，AIG的业务遍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资产总额超万亿美元，实在死不得。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查理斯·吉斯特的著作《金融体系中的投资银行》曾在国内启蒙了投资银行概念。该书的收尾一句是“当投资银行们准备下个世纪的行动方案时……这一行业必须找到新的资本来源，或者与愿意提供资本的伙伴合并”。一语成谶。

　　□沈洪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