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不断发生的各类企业危机，映照出一种现实：除了来自政府法律法规的不断细化、执法力度的增强，中国企业也应自觉形成一种道德强制，来调整企业群体行为。

　　奶粉事件的集体曝光，被哀叹为中国奶业的一次行业信用危机。而在另一起令人关注的事件———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中，经初步调查，云南宜良境内三家企业卷入该污染事件，污染源头企业董事长被拘。无论调查结果如何，多少相关责任人因此受到惩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阳宗海，要恢复到三类水质至少要三年左右时间的惨烈后果已然形成。

　　从关系民众生命健康的基本食品供应，到自然环境的保护，一批中国企业的责任底线失守，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抹不去的阴影。而基本的通行规则与公共道德，在如此众多的“民族品牌”企业中被随意丢弃，又让我们不得不重提“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这两个看似简单却内涵复杂的词汇。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越来越多被关注，甚至达到了地方政府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奖”的程度，由此反观，目前国内真正能够履行企业责任的企业其实并不多。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的“原罪”，又让部分已经成长起来的大型企业，依旧怀有某种负罪感———柳传志承认联想早期曾经搞过走私、刘永好坦承希望集团也干过将“掺水”饲料卖给农民的事……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富豪依靠灰色手段暴富的经历被公开，更加深了民众对企业认知的隔阂。

　　我更愿意把此次奶粉行业危机，看作中国企业必须重塑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的一个重要契机。民间希望看到更多企业借此表现出与他们巨额财富相符的“财富良心”；大多数中国企业也希望通过日益增多的社会活动，比如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树立产品品牌，赢得更广泛的社会信任感，洗刷从前“中国企业只顾赚钱不担社会责任”的负面印象。民众更希望通过各种或常态或突发的公共事件，观察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家这个正在兴起的社会群体，是否开始主动分担推动社会积极走向的责任。

　　遗憾的是，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显然与公众期望不相符合。频繁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一次次重大的“企业事故”，这些企业给社会所造成的负面结果是显形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但它更呈现出了一些企业在道德价值取向上的根本性缺失：一些企业依然注重唯物化的经济收益，而不是通过从初级的产品质量把关、销售流程控制、售后服务管理，以及中级的缺陷产品召回、管理制度改进，到高级的社会责任践诺、企业伦理优化，达到所宣称的“百年老店”品牌塑造。

　　中国企业家应当扪心自问：在企业内部，关注员工的成长空间，保障其应得权益；在企业外部，积极回馈社会，参与公益事业，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向前发展，这些企业社会责任人格化的基本指标，究竟承诺了多少？兑现了多少？在《劳动合同法》落地之后，能否对照全新法规，为完善职工福利权益保障，尽到起码的企业责任？

　　不断发生的各类企业危机，映照出一种现实：除了来自政府法律法规的不断细化、执法力度的增强，中国企业也应自觉形成一种道德强制———道德强制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伦理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维护———来调整群体行为。政府主导的外部行政约束，只应体现在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启蒙的初级阶段。培育起内在的“企业伦理”，恐怕需要更多的条件———包括市场经济法治环境的完善、工人权益保障的强化、企业优胜劣汰制度的改进等等。中国企业应当明晓一个基本常识———今天你不重塑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明天你就可能会被彻底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