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成为金融大国的过程中，应该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改革道路

　　刘军红

　　9月15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犹如一场海啸，引发全球金融系统动荡。美国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家权力 ”，处理危机，消化金融“孽债”。虽然纽约市场的风浪得以暂时平息，但美国政府出手之重，已不再顾及一贯主张的“市场情面”，预示着美国版“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迎来了逆转的时代。

　　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破绽。

　　首先，美国主导的“资金游戏”面临极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普遍卷入了金融改革大潮。1999年，美国颁布新银行法，进一步推动了世纪金融大改革，形成了“裁定型金融运作模式”，即利用市场定价的扭曲，通过“低买高卖”，套取高额利益，展开“资金游戏”。而随着市场参与者增多，价格体系日趋均衡，游戏利润率下降。为扩大利润空间，美欧等巨型金融机构大肆“创新金融技术”，编制金融衍生商品，人为制造“虚拟的金融世界”。如以“次级贷款”的债权为抵押，整合、分割、编制成一系列的证券化商品，并通过层层分割、再编制，衍生出更多的虚拟金融商品，销往全球。这个过程被美国吹捧为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问题是，金融风险犹如电脑病毒，不会因分散而消亡，相反，其不断分散的过程，恰恰演变为病毒扩散的路径，一旦在某个环节病毒发作，必将侵染整个系统。这就是“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不断深化、扩散的根本原因。

　　其次，美国市场评级体系改革滞后。无疑，金融衍生商品的发展，有利于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问题是，金融衍生商品的定价与交易，需要准确的市场评价。而美国的金融改革并没有触及市场评级机构的垄断格局，当年靠“政府订单”扶植起来的评级机构依然垄断着市场，导致评级市场“道德缺失”，金融风险被掩藏，酿成病毒广泛扩散。

　　第三，美国金融体制存在结构性失衡。美国的新银行法仅扩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权，结果出现了金融机构集团化，金融产业大扩张，金融权力大膨胀。而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依然按照传统的格局 “各司其职”，给金融产业留下了三不管的空间。

　　第四，最惨痛的教训是“规模=安全”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金融改革中，美国政府认为金融机构的规模越大越安全，因此，积极掀起金融机构并购浪潮，形成了巨型金融集团垄断格局。如，美国前三家投资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均超过1 万亿美元，堪与中等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媲美。而雷曼兄弟公司的纯债务就高达6130亿美元。显然，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用事实击碎了“规模=安全”的定论，也让美国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新认识到规模过大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性。

　　眼下，为消化“次贷危机后遗症”，欧美开始主导金融监管新潮流，积极布局“金融再管制”，引起全球性的金融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新论争。如，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对迟缓的日本，提出了构建“市场型间接金融体制”新构想，欲走“金融资本主义”的折中道路，即一方面着眼全球竞争，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维护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制度，以支援企业的价值创造，构建“价值创造型金融”，修正美国的“市场裁定型金融”，避免“资金游戏”。面对美、欧、日的不同制度选择，中国金融改革面临全新的挑战和风险。

　　金融市场化与产业化，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必修课，关乎民间储蓄能否有效转化为民族生产力的蓄积条件，更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确保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市场条件。因此，金融制度改革、金融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关乎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地位与态势，可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随着中国贸易大发展，以贸易为主的经常性收支顺差连年扩大，“中国资金”、“中国资本”的国际化，成为确保中国贸易持续发展的前提。

　　回顾国际金融史，不难发现国际金融制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制度构建、修正、再构建的过程。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也需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业、贸易的待成熟性，以及民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路径等新特点。中国金融改革既无需因美国金融出了问题，而放缓市场化与产业化改革脚步，也不一定因日本金融成功躲过了“次贷危机”而简单模仿其模式。中国依然需要确立金融改革的自信，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改革道路。

　　《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