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畅　

　　目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有关责任人作出了严肃处理，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的请求得到批准。　

　　三鹿奶粉事件影响深大，不仅整个奶制品行业遭遇重创，而且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的核心议题，政府监管职能因此得到民众的关注。如今，责任人得到处理，这是政府对民众的正面回应，也是推进官员问责决心的表现。　

　　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上报不及时、处理不力”，这是其失职的表现。三鹿奶粉作为免检产品，且有1100道质检关口，终究被查出重大质量问题，可见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机制需要很大改进，这一点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也算对自己的权力有所交待。　

　　另外，此次处理的人员中，既有市级党委一把手，也有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一把手。我们因此相信，国家高层在三鹿事件责任人员的处理问题上，态度是坚决的。我们希望，继此之后，我国整个食品行业将有更为透明的、严格的质量监督机制，而官员为民众负责的举措，将更为认真、实际。　

　　对于民众来说，“官员问责”一词并不陌生。从非典事件以来，问责被诸多媒体以“风暴”来形容。当然，“风暴”并不足以说明问责在法律、制度层面的进步。正如学者毛寿龙所言，既往的一些问责中，官员责任的分配多带有“不可预期性”，而且受到问责的一般是行政一把手，少有党委一把手。三鹿事件中的责任人员处理，让我们看到了问责制度的真切进步。　

　　事实上，国家高层处理责任人之所以有如此坚决态度，与执政理念的转换密不可分。自中共十七大以来，依法执政已成为我国治国方略的重要一环。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责任的追究，既需要清晰的责任分配，也需要法定程序的启动。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此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说过，“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可见，三鹿事件也好，之前的一些重大安全事故也好，第一责任人的严肃处理并非简单的事后追惩，这是国家推动官员问责走向法律、制度化轨道的直接体现，更是执政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的理念体现。　

　　没有理念的转变，官员问责难以避免单向度的问责，民众意志也很容易变成被想象的意志。只有在依法执政的理念下，问责中的官员责任才能通过民众意志兑现，并且官员责任的大小能通过权力的限度直接衡量，不再担心含混不清的问责。更有必要指出的是，国家高层有坚决的态度，这是值得欣慰的。法律、制度化的问责，在很多地方已经有了，例如重庆、深圳，但要诉诸于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国家高层的坚决态度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