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贵峰

　　周正龙在庭内受审，而庭外却出现戏剧性一幕———由于要求旁听审判的申请被驳回，周正龙的妻子罗大翠情绪十分激动，几次试图越过警戒线，闯进法庭，要见丈夫周正龙。旬阳法院表示：“周正龙妻子罗大翠、儿子周松作为本案证人，按照相关规定不得旁听庭审。”

　　应该说，旬阳法院拒绝罗大翠旁听是有法律依据的。1998年最高法院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49条规定：“证人、鉴定人不得旁听对本案的审理。”这样规定，当然有利于避免证人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从而保证其证明的中立、独立性。

　　但是，具体到周正龙一案及罗大翠的身上，这一做法合法但却不一定合情合理。在周正龙案中，罗大翠不仅是证人，更是被告人的至亲。面对亲人的审判，亲属却不得旁听，不管怎样讲，都有些“说不通”———既无助于维护“审判公开”这一基本司法原则，以及该原则所捍卫的包括旁听权在内的司法权力，更明显与基本的人情伦理相悖。

　　或许，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这种基本人伦的考虑，这些年，在许多社会关注度十分高的案件中，虽然对于普通公民、媒体的旁听权，常常不能充分保障，但亲属的优先旁听权一般仍然能得到起码的尊重。

　　罗大翠要求旁听遭拒，事实上暴露了这样一个难以回避的程序悖论：在不得不成为案件证人的情况下，亲属的旁听权将不得不面临被依法剥夺的悖论。

　　我们知道，出于维护和尊重家庭伦理以及人的自然人伦情感的需要，无论是在我国的司法传统，还是国外法治实践中，均有亲属尤其是直系亲属之间可以相互豁免作证义务的司法规则。如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亲亲相隐”规则———“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而现代国外司法亦普遍奉行：亲属间有拒绝作证权———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配偶、三代以内亲属“有权拒绝作证”。

　　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无这方面的豁免条款，仅简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48条)。这实际上意味着，即使是亲人，也无权拒绝作证。显然，如此一来，必将陷当事人亲属于极大的困境：拒绝指证亲人将涉嫌违法，而一旦指证，那又将伤害自己朴素的自然人伦情感、悖谬于伦理之义。当然，亲属为当事人作证，不一定是指控之证，也可以是有利于当事人的辩护之证。但问题是，这种由具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亲人做出的有利证明，其证明效力显然又是先天不足乃至可疑的。

　　这是一个问题。法律究竟该不该赋予亲属间的作证豁免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