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青年就业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服从分配、走向开放、自主择业。

　　-青年的就业与发展的变迁，说明了青年就业的三个趋势：自主化——主体性越来越强；务实化——政治色彩淡化；多元化——选择面越来越宽。

　　服从分配——计划体制遗留阶段：1978-1980年代中期

　　从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下，农村青年与广大农民一样还不能自由流动；城市青年中，由于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就业实行的是“统包统分”，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该阶段中国青年的择业观念比较被动、单一。

　　-择业倾向上比较被动农村青年除极少数通过高考改写命运外，大多数是子承父业，集体耕种土地或承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田到户，都是以农耕为主。城镇非大学生的青年以“接班”居多，也是父业子承；接受中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由于社会就业制度、招聘制度比较硬性和僵化，强调一切服从社会需要、服从国家分配，“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择业标准偏向政治化农村青年由于务农的固定性基本上没有选择余地。城市青年的择业标准主要表现在对不同职业的评价方面以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为第一因素。1984年“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当时青年人在评价职业时看重的依次是：社会地位、社会意义、发挥个人才能和报酬。

　　-择业意向：重政工而轻农商当时青年就业最看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今天仍然流行的知青“诉苦”文本依旧在展示“上山下乡”是难以抹去的“伤痕”；高考恢复之后的数年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知青“回城”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一大景观。在城镇中，经商仍然是“末节”，大学生普遍对理工科感兴趣，追求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通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第一考虑，实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才会走向“个体户”或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但是，中国已酝酿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才需求，将改变众多青年人的就业观念和方式。

　　走向开放——“民工潮”和城镇青年的双向选择：1980 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

　　-农村青年就业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同时城镇对劳动力尤其是企业和建筑行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国家的户籍制度、粮油供给制度以及就业管理制度都有所松动。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地区交流、城乡交流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于是带来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民工潮”，农村青年就业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

　　-城镇就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知识青年身上从1985年开始，我国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制度分步骤、分层次地逐步进行改革；1989年提出的改革目标：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这一改革将竞争机制引入高校，使毕业生就业逐渐走向市场化。由此，青年就业的最大变化是“经济地位”成为择业时最优先考虑的因素，超过了执牛耳多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成为首选标准的主要表现有：

　　一是希望到特区和沿海地区的中外合资或“三资”企业工作。据北京的一项对千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上，希望毕业后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工作的占近40%，中外合资企业被置于择业考虑的第一位。

　　二是不求高学位，只求高收入。1980年代后期考研人数急剧下降，1987年到1989年，全国共有700多名研究生中途退学。这个时期，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大学生比例降到五成以下，这一现象被称为“知识大逃亡”。“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这句顺口溜，道出了一种奇怪而真实的社会现象。

　　三是第二职业和职业流动性增长。1980年代中后期，青年人中开始有了“跳槽”，青年职业流动浮出水面。许多青年打出了“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刚毕业的大学生从“一步到位”到“骑马找马”的越来越多，人才的流动逐渐活跃。择业“国营——集体——合资——独资”三级跳现象也层出不穷，这使1990年代的经济生活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国有企业”工人急剧萎缩，“集体企业”职工纷纷外流，“三资”企业“人丁兴旺”。尤其到了1993年、1994年，出现了大学生踊跃奔赴沿海开放地区的热闹景象。

　　四是经济收入成为择业的第一标准。当时青年在择业过程中考虑的第一因素是收入和福利待遇；青年最喜欢的行业依次是：金融保险业、工业企业、国家机关、服务业、科研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