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枫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中国人脱下了清一色的服装，也摆脱了清一色的思索。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本质来看，则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这应该是也必然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主产品”。在思想解放大潮中迅速推广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马克思所主张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就是这种体制性突破的实质，也由此让当时的9亿农民一下子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当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84年首次突破8000亿斤的时候，中国人从此摆脱了饥饿，绿野平畴、稻菽飘香的农村的确成了希望的田野，而我们的父老乡亲也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之后又一次成就了田野的希望！

　　1984年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走进了城市、走进了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走进了计划经济这个最严密最广泛最坚实也是最敏感的领域。要想让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游刃有余，谈何容易。也恰恰是在上世起80年代末出现的中国的政治风波，苏东剧变等等，更使得姓“资”姓“社”的争论趋于激化。一些人对把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实际定位在市场取向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经济学家薛暮桥不得不给中央写信抗辩道，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是未进行彻底的改革，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以建立奠定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然而，与薛暮桥完全相反的种种议论意见还是很有市场，并且还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一些制度创新方面的摸索，诸如实行企业股份制的改革试点也就应声刹车，停了下来，甚至销声匿迹。

　　写到这里，令我想起去年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这部修改补充过的党章，在提到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时有一句话：“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相信，所有关心改革并且记忆健全的人，看到这样的文字，都要会心一笑。因为这句话与当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几乎一字不差。十六年前，正是那次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的谈话拨云见日，扬清击浊，再次把中国的思想解放推向高潮，也牵出了一个“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局面。

　　那么，这次主要由南方谈话引发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大潮，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解除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羁绊呢？笔者管见，主要有“二”。首先是澄清了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不动步甚至退步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因此，计划经济不能与社会主义画等号。衡量中国发展好与坏的标准不是本本，而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是否有利于增加综合国力。其次，就是如邓小平在这一期间十分明确地指出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这个论断不但当时正确，而且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会证明它的正确与有效，否则不会被庄严地写入党章。

　　把这次思想解放推向高潮的无疑是邓小平。他几乎经历了自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胜利与挫折，他有资格在88岁的高龄时仍然成为这一思想运动的旗手。1920年16岁的他在巴黎马赛，捕捉过法国大革命的余风留响。1925年他在莫斯科，目睹过除列宁之外所有十月革命领袖的风采。中国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他都是亲历者参与者和指挥者，也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党内“左”倾错误时期的受害者。1956年，他在苏联最早看到所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1974年，他又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宣讲“三个世界理论”的中国领导人。正是这种无人与之相比的经历和他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体察，使邓小平在1992年可以这样果决地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