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