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大焕

　　10月9日至12日，以农村改革为重点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土地改革上，相比之下讨论和研究农村、农民融入现代金融体系的少。

　　今天，中国农民收入中的大部分已经是来自城市打工收入，人均一年只有400元左右收入来自农业本身。即使公司加农户等现代农业使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10倍、20倍，单纯的农业收入也远远赶不上城市居民收入。因此，新一轮三农改革意在农村农业农民，功夫却在城市。除了要保证农民手中有地，还应该保证他们手中有钱。有钱才有创业资本，不论是经营现代农业还是进城创业，都是如此。如果说，土地改革为未来中国发展奠定产权基础，那么，金融改革使农民、农业融入现代输血机制，则是尽快使农民、农业摆脱国民经济弱势地位的外部保障。

　　不可否认，在农村推进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发达国家通过让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已经回避了这一问题，但是在众多仍拥有传统农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却几乎没有可借鉴的操作经验。获得诺贝尔奖的尤努斯在小额贷款银行的实践上获得一些成功，但这种以小组成员互为担保的融资模式，很难满足中国农村大规模发展的需要。

　　如果光有土地制度的改革而没有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持，将很难产生农民自发自主的现代农业，农民的命运就是等待外来大资本“兼并”。这是因为，单靠农民内部的金融合作，无法为现代农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为农民总体上太穷；单靠农民内部的土地流转与合作，也不足以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因为人均土地太少而组织化成本太高。

　　钱从哪里来？就从现代金融体系中来。现代金融业的本质就是“信用”——要获得金融支持，就必须有相对应的“信用”，抵押、担保、盈利能力等等。因此，要在中国的农村推广现代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就是增强农民获得“信用”的能力。首先，就是要让农民的资产转变为金融资产，让农民的土地、住宅可以抵押贷款，对于这种抵押贷款，只要是用于务农的，国家给予政策扶持。但单纯这种办法还是无法解决农民的发展资金问题。那就应该考虑第二种办法：让农民在农村盖房拥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按揭抵押权利，取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首付”二三成、贷款8.5折优惠的待遇。这样的贷款优惠利率，是目前最优惠的一种，平均年息才百分之六点几，比农村信用社扶持下岗工人的月息1.06%还优惠许多。

　　这里会不会有矛盾？就是伴随大批农户转变为城市居民，一大批村庄将走向衰落，有可能导致农村房屋贬值。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从紧、从低进行土地和房产价值评估及提高“首付比”等办法来规避银行风险。比起现如今农民盖房全部要用自己的钱或者东挪西借，创业发展又被迫从民间高息借贷，而且融资金额很小、渠道很窄，甚至常常融不到资借不到钱来说，这仍是一笔非常大的支持。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农民、农业，往往得不到现代金融体系支持，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农民的还贷能力，他们不像城市居民一样有相对固定收入。但这却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越得不到国家优惠信贷的支持，就越缺乏创业资本，从而收入和信用能力越低。这个死结，必须从国家现代金融体系“先予”方面打开突破口。国家通过现代金融体系向农民身上输血，农民才能活力充沛，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和国家造血。这种性质的贷款，仍然是财产(土地、房屋)担保性质的贷款，与尤努斯的个人信用联合担保的乡村银行明显不同，那种贷款额度往往非常小、成本高，故而利率也高。

　　值此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面前、信贷紧缩的当口，正是启动农村金融改革的好时机。一来可以适当扩大放贷规模，缓解银行存款压力；二则此时银行对资产的价值评估更加谨慎，有利于规避风险；三来通过信贷支持农民创业，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内需。通过土地、农房及宅基地抵押等形式，将农民纳入现代金融体系，不仅是农民实现其平等国民待遇之需，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抵御和缓解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一个重要杠杆和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