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昨日在京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如何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包括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据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新华社昨日发表文章，剖析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回顾30年来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是从农村和农业改革起步，更是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寻找到了突破口。家庭承包制的推广实施，在这个时期内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以此为基础，农村人力资源和农业剩余才开始向第二产业转移，中国工业化近二十余年来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

　　历史实践说明，促进农业发展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国家全面展开现代化建设的前提。

　　30年后的今天，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深切关涉中国前途。粮食是初级产品，粮食生产和价格上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对经济社会产生显著影响。

　　对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当时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恶化，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粮食安全还与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经济社会条件，乃是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而后者对中国进一步工业化来说又必不可少，占中国人口60%以上的农民如果不能实现收入增长，中国经济由外贸驱动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型就很难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更难。

　　在考量未来的中国粮食安全时，以下四个方面应予重视：

　　首先，要坚定地把中国的粮食安全系于自身而不是国际市场。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国际市场没办法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中国如果把粮食供给完全甚至大部分交给国际市场，不仅会造成国内粮食短缺，还会加剧世界粮食供应紧张。这在未来将更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近一两年来正在进入又一次低落期，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和还将发生重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再次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要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其次，保证粮食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环节，是农民的利益主体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流通，包括粮食价格的制定，都并没有如其他领域一样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近些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降低、农村土地撂荒现象的增多，表面看来是粮食价格偏低、农业生产收益和投入不成比例使然，实则因农民对自身利益缺乏主动权。要让农民乐于种粮食、培育有利于种植粮食的市场环境，就要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话语表达和政策推动作用的利益群体，重新赋予农民以自组织能力。

　　第三，要切实理顺粮食流通体制。去年以来中国粮价上涨时，一边是一些地方粮食供给出现难题，另一边却是一些产粮省份有大量余粮无法运出。这种现象所反映的，乃是粮食流通方面的不顺畅。其中的原因，既有某些地区运力不足的成分，又有流通体制尚未适应粮食流通要求的原因。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改革创新，已非常必要。

　　最后，在吸收外资参与中国工农业发展的同时，要防止外资控制中国粮食生产和流通。资本的天性是逐利，逐利的最好途径是垄断。近期的美国金融危机，就再次暴露了资本逻辑扩张到极限时的危害。中国为保证自身粮食安全，也需要警惕外来资本过度介入中国的粮食生产、流通过程，防止中国粮食的定价权被外资控制。在这方面有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