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忠

　　面对各国央行的集体降息，美欧等国股市仍以下跌给予“回报”。与此同时，反映全球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和资金拆借成本的3MLIBOR也以继续提高20余基点反映了市场信贷紧缩、流动性黑洞并未消失的困境。

　　实际上，当前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的问题，长期以来的全球经济失衡增长酿成了当前的金融危机。自次贷危机爆发起，就并非单纯的金融危机，而是更为复杂的经济金融危机。

　　2003年以来的繁荣背后，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日益加重。

　　美国依托资产价格泡沫所产生的财富效应支撑了亚洲制造圈的迅速扩展；后者又带动了中东能源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供应国的发展，从而也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与此同时，传统的欧洲资本、亚洲制造圈的贸易美元和中东石油美元等又在美元本位制下进入美国市场，进一步推高了美国的资产价格。

　　这种整体平衡的循环建立在国别经济内部失衡的基础之上。美国居民由存款储蓄到资本储蓄的大胆迈进，不断压低美国储蓄率，抬高美国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亚洲制造圈过度依赖出口导向战略，使得该地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部门的强劲增长，造成了投资———出口的闭合性的恶性循环，并使得亚洲制造圈的消费长期得不到“照顾”。

　　这场危机在金融角度上已经有诸多解读，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由于资产价格泡沫使得全球需求出现迅速收敛，经济收缩进一步影响到产出或经济活动，企业盈利能力受到明显的挑战，金融机构为防止实体经济风险进一步叠加，惜贷情绪日益加重，从而导致了面向实体经济的信贷紧缩；与此同时，信贷紧缩也加剧了实体经济债务紧缩的负担。最终，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输送的通道收窄，从而使经济衰退风险进一步加剧。

　　各国调控部门即便通过综合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缓解了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烈度，但很难改变全球经济调整的大方向。这些政策救助更多地是拉长了全球实体经济的调整时期，变短痛为长痛。　　

　　□刘晓忠(上海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