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家琪 (同济大学教授)

　　“三十年间有与无”之二十

　　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邓小平逝世，享年93岁。

　　不知该说些什么，心情异常沉重。他，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位真正改变了中国的人，至少改变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

　　毛泽东逝世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邓小平逝世后，我们却已经知道了该向哪里走，问题只在怎么走。

　　当过去的一切都成为历史时，也许就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回头去看，一切都是“理性的狡计”；黄仁宇的“大历史”也持这种观点。

　　2月24日的《参考消息》上有一篇《中国与邓小平告别》的文章，里面说邓小平对自己一生功过的评价是功为60%，过为40%。

　　这一年的5月16日，晚间新闻上播放了一则消息：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向40年前的4位美国黑人当面道歉，因为40年前他们身患梅毒，但当时的美国政府未用青霉素进行有效治疗，而是在他们身上进行了另一种药物实验，致使有人不治而亡。此事与克林顿本人无关，但他必须代表美国政府对此事道歉。

　　这一年的第3期《莽原》上的封面人物是张承志，该杂志主编说，有了张承志的《心灵史》这部小说，当代中国文学就无愧于历史；同期《书屋》上余开伟撰文，认为批评“痞子文学”是对“整个九十年代文学新人的南京大屠杀”；苏双碧、王宏志认为吴晗的一生是“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而萧元、韩少功则认为如果我们把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视为宗教狂热或“极左”的话，那就是在“世俗化”、“通俗化”口号下，对“车匪路霸”式的人物的容忍。

　　6月1日，香港的柯受良驾摩托车飞跃黄河，当时的现场很惊险；柯受良从垫子里爬出后第一句话，是感谢自己的家人。这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飞跃本身。

　　6月29日，泰森在与霍利菲尔德的拳击比赛中，咬伤了霍利菲尔德的耳朵，一时间赛场大乱。

　　7月1日，香港回归。一连好几天的倾盆大雨，实乃香港自1840年有史记载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4天时间就下完了整整半年的雨。

　　从9月到11月，一直密切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国、伊朗、卡塔尔、沙特四个国家打来打去，中国惨败，期间心潮的起伏与不安简直搅得人寝食不安。那时的主教练是戚务生。10月19日晚看电影频道的好电影《猜猜谁来赴晚宴》，大家都改成“猜猜谁能救中国足球”。

　　5月10日晚在电影频道看法国电影《德雷福斯案件》，让大家又开了一次“‘文革’研讨会”，主要是有些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文革’”中充当帮凶的；那种为“‘文革’话语”所特有的论证方式、话语口气、推理性构成的现实感受，不能不让我们为自己而感到羞愧。

　　如果说，1995年11月6日的《报刊文摘》上说，一中学的43.8%的孩子都填了“我真烦恼”，还并不十分让人吃惊的话，到今年(2008年)3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上海青少所的一份统计已经告诉我们，通过对上海986户“80一代”、“90一代”、“千年一代”的统计，已经有46.1%的未成年人认为“诚实就意味着吃亏”。1975年统计的题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年的标题是：“何以至此？”

　　一种几乎无可掩饰的社会现实，已经逼迫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真小人”与“伪君子”之间做出选择。

　　这一年的12月，北京一位老朋友来海口参加一个商业活动，看到我们一脸清高的样子，就以他的人生经验，把知识分子区分为可敬、可爱、可怜、可耻四种类型，说自己不过是一个“可怜稍加可爱”的人而已。他问：你到底是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伪君子”，还是做市场经济下的“真小人”？他的答案显然是后者，于是在可怜、稍加可爱之上，再稍加上了一点点可敬。

　　我们并不是一脸清高，当然更不是一脸茫然，只是不置可否而已。因为就是下决心做一个“真小人”，也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